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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7日,一名家长在北川地震幸存学生名单中寻找自己的孩子。
On May 17, 2008, a relative browsed through a list of name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survived the earthquake in Beichuan, one year ago tomorrow. (Bobby Yip/Reuters)

Wish the perished victims rest in peace and the survivors live in spr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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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你的一生

引领你的一生

李开复 2007年10月

  前不久,我的同学兰迪·波许教授在我们的母校卡内基·梅隆大学做了一场风靡全美的讲座,题目是《真正实现你的童年梦想》。该讲座的视频在不同视频网 站上被点播了上千万次。《华尔街日报》把这次讲座称为“一生难觅的最后的讲座”。在美国一些高校里,“最后的讲座”是著名教授退休前的最后一课。兰迪教授 并没有准备退休,但是他患了胰腺癌,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这次讲座对他来说,竟真的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讲座”了。

  我的亲友纷纷在电子邮件中向我推荐兰迪教授的此次讲座。我和女儿一起看了讲座的视频。看完后,我们感动地含着眼泪,同时又因为感悟和兴奋而相视一 笑。我们像每一个听过讲座或看过讲座视频的人一样,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我经过电子邮件找到兰迪,他慷慨地答应让我们把他的视频加上中文字幕,并授权 让我们把视频、讲稿和讨论放在“我学网”与中国的网友分享(查看下载兰迪教授的演讲视频及讲稿请点击这里)。

  对这样一次出色的讲座,我的感触很深,也领悟到了许多东西,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幽默、乐观、无惧

  兰迪和我同年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博士班。在学校里我们交往并不深,但是他是我们那届最出风头的学生。他外向、健谈,幽默、有表演天才,还有很强的亲和力。在他的讲座里,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特点。

  虽然兰迪已经进入癌症末期,但他还是在讲座中保持着他惯有的幽默感。演讲开始时,他说:“癌症让我比你们身材更好。”他还开玩笑说:“临终的人常会在死前信奉宗教。我也是这样。前几天,我买了一台苹果电脑。(我现在信奉苹果教。)”

  我们常说,乐观的人看到半杯水时,总会说杯子是“半满”而不是“半空”。乐观的兰迪教授甚至在杯中只剩一滴水时,也依然能看到那仅存于最后一滴水中的美,并因此而感恩。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乐观天性,他才能够在自己的生命结束前,留下这样一次“照亮他人”的“人生作品”。

  兰迪说:“对于无法改变的事情,我们只能决定如何反应。我们不能改变手里的牌,但是可以决定如何出牌。”这充分体现出他乐观进取的心态和宽广的胸襟。我想,任何人如果有了这样的心态,无论是面对病痛的折磨还是人生的失意,他都能用一次次漂亮的出牌实现自己最大的价值。

兰迪幽默的最后一课。有些人说他像金凯利。

你的梦想,自己会来找你

  兰迪教授此次讲座的主题是“真正实现你的童年梦想”。他谈到,小时候他的梦想是在嘉年华会上赢得超大型的动物玩偶,体验无重力的环境,参加全国橄榄 球联盟的比赛,当星际迷航记中的库克船长,写一篇百科全书的文章,以及加入迪斯尼梦幻工程队设计迪斯尼乐园的云宵飞车。这些梦想看起来杂乱无章,但是,在 那些纯真的孩子的心里,这些东西才是最真实,最不受外界影响的渴望。而对这些梦想的追寻就是follow your heart(追随真心)。

  我和兰迪电子邮件交流中谈到今天许多年轻人把“财富”当作自己的梦想。他说:“只有极端缺乏想象力的人才会把财富当作自己的童年梦想。”何况,研究结果告诉我们追寻你真正的梦想反而比追逐财富可能得到更多财富。

  兰迪教授感谢他的父母,因为是父母让他成为了一个心中有梦想的孩子,并给他创造了一个宽松的成长环境,鼓励他尝试和创新,帮助他建立自信心。他的父 母甚至让他在自己房间的墙壁上随意涂鸦。是他父母创造的良好环境让他的梦想得以清晰呈现,并在一生中不断督促、引导他前进。如果每个人都像兰迪那样从小心 中有梦,那么“你的梦想,自己会来找你”。

  令人惊讶也令人羡慕的是,兰迪这些儿时的梦想后来竟然大部分都实现了。其实,这些看似荒诞不羁的梦想反映了他潜意识中隐藏的人生理想,也折射出他特 有的思维方式与个性特点。例如,写百科全书的梦想意味着他希望做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想体验无重力的环境体现他的好奇,为迪斯尼乐园设计云霄飞车的梦想代表 了他对高科技的痴迷,而参加全国橄榄球联盟比赛的梦想则反映出他对团队、运动和竞争的兴趣。这些个性特质、思维方式和人生理想最终成就了今天的兰迪。

兰迪在讲座中把他赢的超大动物玩偶搬上讲台,并赠送给观众。

兰迪小时候的卧室。父母让他在墙上涂鸦。

砖墙挡不住追梦人

  在追寻梦想的途中,肯定会困难重重。兰迪教授在讲座中不止一次地使用一面咖啡色的砖墙来代表较难克服的困难。在追寻梦想的过程中,这面墙常常挡在我 们面前。但这面墙所能够挡住的其实是那些没有诚意的、不相信童年梦想的人!兰迪教授说:“这面墙让我们知道,为它后面的梦想而努力是值得的。这面墙迫使我 们向自己证明,我们是多么渴望墙后面的宝藏——我们的梦想!”

  兰迪教授认为,要得到砖墙后面的宝藏,你必须想尽办法,努力工作,还需要甘冒风险,克服自己的惰性,离开自己的“安乐窝”,积极主动地去争取和开 拓。例如,当年轻的兰迪收到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拒信时,他想尽办法安排了一次与卡内基·梅隆计算机系主任见面的机会,并当面说服了那位系主任,使之收回成 命,录取了他。

  兰迪教授的一个梦想是进入迪斯尼的梦幻工程队设计云霄飞车。虽然他多次收到迪斯尼公司寄给他的拒信,但他没有气馁,并保留这些拒信,用它们激励自己 继续努力。终于有一次,兰迪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讲后,一位梦幻工程队的工程师向他提问,兰迪是这么回答他的:“我很愿意回答你的问题,但我想先问你: 明天可以和我一起共进午餐吗?”这一次午餐终于让梦幻工程队认识了兰迪,此后不久,他就得到了梦幻工程队的工作邀请。

  兰迪只有一个梦想没有实现——他没能成为职业橄榄球运动员。但是他认为,从这个没有实现的梦想中得到的东西,可能比从已经实现的梦想中得到的还要 多。他虽然没有成为职业球员,但是打球帮助他建立了信心,培养了努力的习惯,提高了团队合作的能力。对此,他总结说:“如果你非常想要某一样东西,而你努 力过了却又没有得到它,那么你收获的就是宝贵的经验。 ”

兰迪演讲中屡次出现的砖墙。

匹茨堡职业橄榄球队教练听了兰迪的演讲后,特别请他参加球队的排练,
帮助兰迪圆最后一个未完成的童年梦想。

最伟大的事:做老师,助人圆梦

  如果完成梦想是重要的目标,那么,什么是伟大的目标呢?在兰迪看来,帮助别人完成梦想,做个助人圆梦者是真正伟大的目标。兰迪说:“年长之后,我发现帮助他人实现他们的梦想是唯一比实现自己梦想更有意义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师往往是最好的“助人圆梦者”。兰迪教授特别感谢他的恩师引导他肩负起教育这个伟大的任务。他的恩师曾对他说: “你应该做教授。你是一个天生的推销员,任何一个得到你的公司都会利用你赚钱,不让你推销有价值的东西太可惜了。你还是做教授去推销教育吧!”

  成为教授后,兰迪在卡内基·梅隆开了一个“圆梦”的课程,让各种科系的学生在一起用虚拟现实技术,开发一项完成童年梦想的项目。为了这个做“圆梦者 ”的机会,他最后拒绝了梦幻工程队的邀请。为了长大后发现的新梦想,他放弃了儿时的梦想。但是,如果不是追逐儿时的梦想,他又怎么会找到长大后的新梦想 呢?

  在他的“圆梦”课程中,一批学生只用了两个星期就完成了一般团队要做一个学期的项目。对此,兰迪倍感惊讶,但他只是对学生们说:“你们做的不错,但是我知道,你们可以做得更好。”有这样的老师,学生不但可以实现梦想,甚至可能超越梦想。

  我曾经雇用过一名兰迪的学生。他对我说:“兰迪是我所见过的老师里面最有激情的,他能够用生动有趣的例子解释复杂的科技。更重要的是,他真的在乎他的学生,他希望他们能发挥他们的潜力,实现他们的梦想。”

卡内基·梅隆学生排队参观兰迪“圆梦”课程项目的演示。

心存感激,心存包容

  兰迪有一颗感恩的心。他劝我们随时心存感激,多想别人,少想自己。他在讲座中说,昨天是他妻子的生日,为了准备此次讲座,他没有好好替妻子过生日。随后,他当场推出了一个大蛋糕,请他妻子上台,亲自唱“祝你生日快乐”,以此来表示对妻子的感谢。

  他对他的恩师也心存感激。他记得,当他是一个不讨人喜欢又自以为是的本科生的时候,他的恩师利用和他散步的机会,亲切地搂着他肩膀说:“兰迪,你很有才华,可是有人觉得你很傲慢。这真遗憾,因为这样会限制你的发展。”这句话改变了他的一生。

  此后,在兰迪的工作和生活中,他不但处处心存感激,而且善于包容他人。他说如果不是当时老师包容他,耐心地劝他,而只是批评他,他的傲慢可能一辈子 都不会改过来。有些人让你生气,但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就总能发现他们性格中闪光的地方。他说:“如果你对某个人有意见,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给他足够的时 间。”在这里,包容是感恩的第一步。

  兰迪教授的感恩之心,以及他的真诚打动了他周围的人。我的一位朋友参加了那次讲座,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成年人在一起失控并痛哭。连我们最 严肃的校长和一位最严厉的教授都被他打动而失声落泪。”我的朋友还说,兰迪曾经花很多时间帮助少数民族,资助贫困的亚洲国家的教育,希望给更多的人实现梦 想的机会。

兰迪在演讲中推出给他妻子的生日蛋糕。

引领你的一生

  关于此次讲座,兰迪教授有两个结论:

  第一:“今天的演讲不是讲如何实现你的梦想,而是如何引领你的一生(lead your life)。如果你正确引领你的一生,因缘自会带来一切你所应得的。”

  我认为“Lead your life”这句话既简短有力又意味深长。 “Lead your life”而不是 “live your life”,也就是说,不要只“过一生”,而是要用你的梦想引领你的一生,要用感恩、真诚、助人圆梦的心态引领你的一生,要用执着、无惧、乐观的态度来引 领你的一生。如果你做到了这些,因缘会给你一切你所应得的。

  孔子说: “未知生,焉知死 。” 而兰迪仿佛想通过他的“最后的讲座”告诉我们:“如果你尽力地去实现你的梦想,那你才是真正地生活过了。对一个曾经真正生活过的人,死亡是一点也不可怕的。”

  第二:“今天的讲座其实不是为你,而是为了我的孩子。”

  这是多么珍贵的遗产呀!我相信他的三个孩子会依据他“最后的讲座”来引领他们的一生。我也相信,经过互联网的传播,更多的孩子会因为看过兰迪的“最后的讲座”,而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和更加精彩的一生。

  我十一岁的女儿看完“最后的讲座”后告诉我:“我要写下我童年的梦想。”我拍拍她的头,赞赏她的计划。她又说:“我可以去画我房间的墙壁吗?”我提醒她:“你小时候画的还不够吗?”她吐吐舌头说:“我知道。谢谢你以前让我画。”

  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和兰迪的孩子一样,用梦想引领他们的一生。

   兰迪和他的三个可爱孩子。

 

本文已在《读者》原创 2007 年 12 期发表,地址:http://www.duzhe.com/yc-xkyg/yc_xkyg/20071122105944.htm;其他纸媒如需转载,请与《读者》联系。

查看下载兰迪教授的演讲视频及讲稿请点击这里

曼德拉的“星光”

李 锋                                                        《 人民日报 》( 2008年7月18日   03 版)

 

 

 

 

 

 

 

 

 

 

 

 

 

 

 

 

 

 

 

 

 

 

 

 

 

 

 

 

  7月18日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90寿辰。其实,早在6月25日,英国已经在伦敦的海德公园为他举办了盛大的生日宴会,两天后,在同一个地方,又为他举办了一场名为“46664”的大型音乐会,当时,政治、文艺和体育界各路名流云集,盛况空前。

   作为著名的民权领袖和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老人享有与他同时代的政治人物难以企及的声望。他几乎被世界各国的民众所敬仰,在他的祖国南非,曼德拉更是受到 了男女老幼的一致拥戴。他是当今世界最耀眼的政治领袖之一,他的“星光”到底从何而来?这首先要从他独特的传奇经历说起。

  曼德拉将其一 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南非的黑人解放事业,为此他两次被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囚禁在罗本岛,在牢狱中度过了27年。笔者曾经在罗本岛参观过关押曼德拉的牢 房,那是一间不足4.5平方米的狭小单间,身材高大的曼德拉在此度过了18年的漫长时光,与他相伴的,只有一张小饭桌、一个马桶和一条铺在地上的破旧毯 子。残酷的环境使他失去了正常的家庭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但曼德拉从来没有放弃和妥协。他鼓励岛上的狱友们和他一起学习政治、经济、法律甚至南非白人的 语言,将荒凉的罗本岛改造成了生机勃勃的“曼德拉大学”。他的顽强精神感染了罗本岛监狱的看守,也感染了全世界关注南非解放事业的人们。出狱后的曼德拉排 除种种困难,带领非国大,使南非摆脱了内战的危机,赢得了1994年大选,一举成为南非历史上首任黑人总统。南非从此掀开了历史性的一页。

   当然,人们敬仰曼德拉还因为他毕生坚持的政治理念——公正与民主。曼德拉曾经说过,他反对的不仅是白人的绝对统治,还有黑人的绝对统治。公正与公平是曼 德拉政治理念的核心,为此他以大海般的胸怀原谅了曾经压迫南非黑人数百年之久的白人。出狱后的曼德拉竭力促进种族和解,他告诫自己的黑人同胞,不要向白人 复仇,所有的南非人应携起手来,为民主的新南非而奋斗。以曼德拉为首的非国大在南非建立了民主政体,允许白人反对党的存在。他不贪恋权位,甚至只做了一届 总统。退休后的曼德拉将精力转向了抗击艾滋病和帮助贫困儿童的慈善事业上,他不接受媒体单独采访,很少对新总统的内政外交发表评论,希望逐渐淡出人们的视 线。但是,外界对他的关注从来没有间断过。

  曼德拉之所以被人们爱戴,还因为他特有的个人魅力。在熟悉曼德拉的人眼里,他就是个矛盾的综 合体:出身传统贵族却成长为民主人士;被视为和平的象征却酷爱拳击;为人谦卑、生活俭朴却身旁名流云集。这就是曼德拉:平易近人,幽默大方,更重要的是活 得真实,从不讳言自己的缺点。他喜欢听摇滚乐就经常和一帮搞摇滚的朋友开生日派对;疼爱孙子辈就对他们大加溺爱;脾气不好时也会大吵大闹。一个活得率真而 且上了岁数的老人,本来就会赢得身边人的喜欢,更何况是曼德拉!

  当然,曼德拉被世人熟知和喜爱还有一个客观原因,那就是他会说英语。曾经有人认为,正是由于语言的优势和风趣机敏的特质,令曼德拉在欧美社交界如鱼得水,这也是曼德拉的“星光”能洒遍世界的原因之一。

 

余秋雨经历不完全调查

余秋雨文革经历全调查
发表日期:2004年12月29日      作者:annie


1972年,“石一歌”成员余秋雨(左一)、孙光萱(左二)等在华东师大校园内。
(图片由孙光萱提供)

□本报驻沪记者 张英
□实习生 王炜 许维

余秋雨新作长篇“记忆文学”《借我一生》在《收获》2004年第4期转载,7月22日,本报发表了对余秋雨专访《余秋雨有话说》《质询传媒余秋雨七问》。文章在文化界激起了强烈反响。
作为社会公共平台,本报一直在新闻报道中力求公正和客观,本着对历史对事实负责的态度,记者对相关历史事实进行了调查,力求在证据之上呈现事实真相。

  “批判斯坦尼”的论文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是前 苏联导演、演员和戏剧理论家。新中国的文化艺术受到了苏联文化艺术的影响,当时的电影和戏剧界很多导演和演员都信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1950年代,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生列斯里在中国进行了演讲,由孙维世陪同并翻译,在中国戏剧界曾轰动一时。当时中国已翻译出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自传《我的艺术生活》 等文集。

1963年8月,16岁的余秋雨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据余秋雨的同班同学桂未明(现《萌芽》杂志副主 编)的回忆,能够考上那一届的戏剧文学系学生的实力都很强:900多名学生报考,参加了3场考试,最后正式录取了30名学生。这些学生中间包括巴金的女儿 李小林(现《收获》杂志主编)和因剧本创作出色由郭沫若推荐从中国科技大学转学来的曲信先(原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现已退休)。

按照正 常时间,余秋雨这一届戏剧文学系应该在1968年7月毕业。但是由于高校停课闹革命,拖到了11月份,才宣布他们大学毕业。虽然毕业了,和66届、67届 毕业生一样,余秋雨所在的68届并没有马上分配工作,处于等待分配工作状态。在此期间,在他人的推荐下,加入了一个“批判斯坦尼”的小组。

 

 “石一歌”作品《鲁迅传》的日文版

  1966年2月,为推动京剧革命、搞样板戏清除理论障碍,江青在林彪委托的一次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批判前苏联的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下简称斯坦尼)的表演理论体系。

为什么要批判斯坦尼呢?根据当时上海“写作组”成员胡锡涛发表在2000年6期的《今日名流》杂志上的《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文革”中余秋雨及上海 写作组真相揭秘》(以下简称《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文章中的回忆,是因为斯坦尼的理论核心是讲“自我出发”,江青的京剧革命是讲从工农兵出发,两者相冲 突。故此,秉承江青的意思,姚文元打电话给“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以下简称“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要求他组织人马批判斯坦尼。

朱永嘉随后找到了从复旦大学调到“写作组”的胡锡涛。在谈话中,因为没有全部看过斯坦尼的书,另外也担心因此得罪戏剧界,胡锡涛推掉了朱永嘉请他写这篇 文章的要求,向朱永嘉提出了请《文汇报》的何倩出面组织上海戏剧学院的行家来写批判斯坦尼文章的建议。朱永嘉同意了,但是怕万一别人写不成,要求胡必须接 手。

就这样,由《文汇报》的何倩等出面组建的“批判斯坦尼”小组成立,上海戏剧学院的讲师徐企平、毕业生余秋雨等5人进入了这个小组工作。第一稿由小组成员中一位来自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作者写就。

1968年10月31日,在《文汇报》社的专门讨论会上,因为对初稿不满意,朱永嘉让胡锡涛也参加这个小组,并指定胡负责到底。胡锡涛正式进入“批判斯坦尼”的小组。何倩在对胡锡涛介绍小组成员的时候说,5人中“最能写的是余秋雨”。

在胡锡涛的安排下,小组的工作分为三步走。一、通读斯坦尼全集,分工摘录观点、汇编资料,印成小册子;二、让余秋雨重写初稿,试试他的笔力;三、如果余秋雨初稿不行,再由胡锡涛自己写。

因为胡锡涛让余秋雨写初稿,还引发了其他人的不满。后来的结果是余的初稿“不是大批判文章,而是一篇学术论文,文笔流畅生动,却毫无批判力度”(胡锡涛语)。

无奈之余,胡锡涛只得自己另起炉灶,在《文汇报》顶层,花了3个月,先后写了两稿,才获得通过。此文发表在1969年的《红旗》杂志6、7期合刊上。文章的开头被姚文元加上了一段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里的话。

任务完成,这个组就解散了。尽管余秋雨的稿子被胡锡涛毙掉,但他给胡锡涛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余秋雨)的稿子文笔漂亮,而且内容扎实,从理论史的角度分析斯坦尼的体系的特点与缺陷。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只须删掉一些应景文字,放在今天的学报上也能够发表;但是作为一篇批判文章,在那个特殊年代就不合适。”

按照规定,待分配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都要到农场参加劳动,等国家分配政策下来以后,学校才能够把分配工作提到日程上来。

余秋雨所在的班级集体下乡劳动的地方是苏州吴江解放军农场。“余秋雨劳动卖力,能挑很多稻谷,因为劳动表现出色,他先是调到连队当文书,后来再调到营 部。因为当时我所在的排长以上的官都是军人,所以余秋雨能够很快离开连队,脱离一线,惟一的解释就是他劳动表现好。”当时的曲信先,因为患了肝炎,到农场 晚了两个月,还为不能和同学们参加劳动而懊悔。

此时,按照当时有关的政策规定,学生们也开始拿工资了,每人的工资是48.50元。因此,桂未明回忆说,当时有同学据此戏称自己是“4850部队”。

直到1972年底1973年初,上海戏剧学院才开始正式为余秋雨那届毕业生分配工作。余秋雨留校工作。

“石一歌”里小阿弟

   “《鲁迅传》写作小组”的工作地点在复旦大学学生宿舍10号楼的一层103、104室,为“写作组”文艺组的下属组织。最早的成员有高义龙、陈孝全、吴 欢章、江巨荣、周献明、夏志明、林琴书、邓琴芳、孙光萱、余秋雨、王一纲,小组成员共11人。“石一歌”(“十一个”的谐音)的笔名也因此而来。“《鲁迅 传》写作小组”也借调过一些人员,下设一些资料小组等。1973年,因为学生毕业和工作调动,剩下陈孝全、孙光萱、夏志明、江巨荣,后来陆续补充了吴立 昌、刘崇义、曾文渊,共七人。

1972年1月3日,68届毕业生余秋雨因为写作组的胡锡涛推荐,成为“《鲁迅传》写作小组”的成员。

1971年,周恩来总理陪同埃塞俄比亚塞拉西皇帝到上海访问,在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的谈话中,询问上海有没有学鲁迅小组。周总理说,鲁迅在上海战 斗了十年,最光辉的十年,上海应该有这样的小组。林彪“自我爆炸”后,江青抛出了毛泽东给她的一封信,内有“我的心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要严于解剖自 己”。从此学习鲁迅开始掀起高潮。

1971年11月29日,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授意朱永嘉,“是不是写一个《鲁迅传》?两 万字也可以。”据原写作组文艺组成员徐缉熙介绍,当时的写作组已经承担了上海市委宣传部的职能。所以这件事就交给写作组来组织。朱永嘉立即着手物色人选, 组建班子。人员由“写作组”另外一位负责人徐景贤(后成为上海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亲自审批。

由于研究鲁迅的人在上海并不多,所以只 能找一些中青年的鲁迅研究工作者。初选人马主要来自上海各个文化教育单位,有文科大学的现代文学教员,年纪都在40岁左右。朱永嘉觉得这些人年龄偏大,希 望有才华的年轻人加入,胡锡涛就推荐了68届毕业生余秋雨。后来因为想培养自己的理论队伍,先后又有中学教师、文化系统的干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工农兵学 员加入到这个小组里来。

在行政上,“《鲁迅传》写作小组”直接受“写作组”文艺组领导。吃住都在复旦大学,后勤工作由复旦负责。

在第一次会议上,朱永嘉提出,“要有一家之言”,要求“我们这个集体一定是要战斗的”。1972年1月3日正式住到复旦的11个人中,除来自“写作组”(借调工作)的高义龙外,其它人分别为陈孝全、周献明、夏志明、孙光萱、余秋雨等人,其中只有4个工农兵学员。

由于年代久远,关于余秋雨和“石一歌”之间,不同的当事人有着不同的回忆。胡锡涛在《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一文中写道:“石一歌”确实是“十一个”的谐 音,但是余秋雨并不是十一个中的一个。“石一歌”产生时,余秋雨尚未报到。外界把余秋雨当成“石一歌”,或看成是“石一歌”的主力,纯属误会,瞎猜。他入 围后,曾“参与讨论或修改‘石一歌’的文章,没啥了不起”。

当年“石一歌”成员孙光萱回忆说,“原‘石一歌’组长陈孝全(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曾经对我谈到了‘石一歌’署名一事,陈孝全说他在前一天晚上和余秋雨讨论‘石一歌’这个笔名时,余秋雨还曾建议易‘歌’为‘戈’呢!”

因为在“石一歌”只呆了一年多,余秋雨参与的工作并不多。当年“石一歌”成员高义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包括余杰,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好像余秋 雨一开始就很有名。其实当时余秋雨进入‘石一歌’的时候,是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从年龄上看,是我们的小阿弟。在他呆的一年多时间里,参与了《鲁迅小说 选》、《鲁迅杂文选》、《鲁迅诗歌散文选》、《鲁迅书信选》的编选工作。他的工作不重要。”

经核实,在“石一歌”工作期间,用余秋雨为名发表的有一篇文章。1973年第3期《学习与批判》(1973年11月出版)上发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署名为“秋雨”。

另外,《朝霞》丛刊第一期(1973年5月第1版)300页到318页发表了《鲁迅在广州》一章。这一篇文章是余秋雨独立负责撰写。在《借我一生》里也得到了余秋雨的确认。

另外一件事与《鲁迅传》有关。对“石一歌”清查的当事人回忆证实,12万字的《鲁迅传》初稿完成以后,送给了当时写作组的核心(后为王洪文的政治秘书) 肖木,肖木看完以后,向张春桥汇报说,生动不如王士菁(当时的鲁迅研究专家,著有《鲁迅传》),深刻不如姚文元(指姚文元所著《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 巨人》一书)。张春桥听了以后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当肖木这个意见传下来以后,我们当时很郁闷。虽然这个时候余秋雨已经离开了‘石一 歌’,上调到写作组文艺组,负责联系‘石一歌’。但是领导还是决定由余秋雨来改写,因为余秋雨在写作上有独特的方法。我们高校的老师和理论研究工作者,习 惯于引鲁迅的一段话再发挥发挥,这样看就论文不像论文,传记不像传记。余秋雨有一个巧妙的办法,他把鲁迅的思想化成动作和细节,这样一来不就生动了嘛,化 来化去,细节和动作多了,这样不就好看了嘛。结果他修改出来的《鲁迅传》,肖木看了以后说很不错。”孙光萱、徐缉熙对记者说。

事实 上,从1972年1月到1977年初,“《鲁迅传》写作小组”存在了5年。“《鲁迅传》写作小组”在“写作组”文艺组的指导下,配合全国当时的政治形势需 要,以“石一歌”、“石望江”(为“《鲁迅传》写作小组”正式成立前所用笔名,为四个人望黄浦江的谐音)、“丁了”(即稿子定了的谐音)为笔名发表了《学 习鲁迅,痛击右倾翻案风》、《投一光辉,使群魔嘴脸毕现》、《不断清除革命队伍中的蛀虫》、《学习鲁迅反复辟斗争的韧性战斗精神》、《坚持古为今用,正确 评价法家》等84篇文章。

“《鲁迅传》写作小组”还主编了《鲁迅年谱》和《鲁迅读本》(含《鲁迅小说选》、《鲁迅杂文选》、《鲁迅诗 歌散文选》、《鲁迅书信选》等4本,1972年9月,内部出版第一版),撰写了《鲁迅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版)、《鲁迅艰苦奋斗的生活 片断》(1975年9月第1版)。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对“石一歌”小组的工作进行了清查,在《关于〈鲁迅传〉小组(石一歌)的清查报告》)中有如下结论:
在“四人帮”的所谓“批儒评法”、“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一系列阴谋活动中,起到了配合作用,特别是在“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纲领的喧嚣当中,石一歌写了 不少文章,流毒很广。《鲁迅传》小组是张春桥、姚文元授意其余党朱永嘉,假借毛主席、周总理号召学习鲁迅的名义搞起来的。

《鲁迅传》 在观点上的主要错误是歪曲鲁迅批孔的事迹,把周扬等同志当作了敌人。“四人帮”余党为了配合所谓“批林批孔”的需要,特意下令把《鲁迅传》中鲁迅后期的一 章《再捣孔家店》提前抛出。这一章由鲁迅传小组写出初稿,由原系鲁迅组成员后调写作组文艺组的余秋雨同志作了大改。在这一章中,把鲁迅反帝反蒋的一九三四 年几乎写成了“批孔年”,文章从鲁迅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四篇文章中,断章摘句地加以拼凑,得出所谓鲁迅总结的关于“尊孔”与“卖国”的规律。在《鲁迅 传》最后一章《鞠躬尽瘁》中,也依照“四人帮”的调子,对周扬、夏衍等同志加以不少诬陷不实之词。

另外,该书在材料方面也有不少失实之处,有的主观想象,形而上学,有的粗枝大叶,不作调查。所有这些,和该组受“四人帮”恶劣学风和文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除上述的错误文章外,未发现政治错误。

写作组的三年半

   “写作组”全称为“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后,更名为“上海市委写作组”。总部核心是朱永嘉、肖木、王知常,直接受到张春桥、姚文 元领导,朱永嘉本人当时为中Gong上海市委列席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在“写作组”下设文艺组、历史组、经济组、哲学组等。写作组呈金字塔结构, 最高一层为朱永嘉、王知常及下设各组组长;第二层为康平路写作组总部成员;第三层为各个组下设组织,也称外围组,仅在文艺组下面,就设有“《鲁迅传》写作 小组”、《文艺摘译》编辑部、《朝霞》编辑部等机构。

1973年5月14日,余秋雨调到了位于康平路141号的写作组文艺组。此时,完成《鲁迅传》工作的高义龙(原为《智取威虎山》编剧组成员之一)也回到了写作组文艺组。

据原写作组的徐缉熙说,“余秋雨是写作组惟一从下面正式上调,成为文艺组成员的。”胡锡涛在《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一文中写道,“余秋雨怎么会从外围被选入内围?就在于他才华出众,文笔漂亮,写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而深得头儿们的欣赏。”

余秋雨到文艺组参与的第一件工作是为姚文元重写《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这本书做些资料准备工作。据高义龙透露,这些材料分别是《鲁迅揭露批判四 条汉子和国防文学的材料》、《四条汉子在鲁迅逝世后攻击和诬蔑鲁迅的材料》、《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材料》、《鲁迅关于培养文艺队伍的材料》、《鲁迅总结历 史经验的材料》,最后一本材料是1974年2月14日印出来的。

“那时候我和余秋雨住在康平路,开会也在那里。”高义龙介绍说,按照组织结构,市委写作组是市委机关的组成部分,“石一歌”是写作组下属的项目组。
据胡锡涛在《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一文中的回忆,写作组没编制,人员多为借调,工资仍在原单位拿。它办的6本杂志,不发稿费或补贴(“文革”期间一律不发 稿费),写作大多为任务,文章发表时多数为笔名,等于完全是义工。偶尔用一下真名,还得防止作者“翘尾巴”。写作组的日子过得并不像后来人想象的那样奢 侈。据徐缉熙回忆,在康平路的生活其实和在复旦的时候差不多,写稿没有任何稿费,经常工作到深夜,也没有任何物质待遇。如果是熬通宵,也只有两毛钱的夜 宵,12点的时候食堂供应点面条。

“当时朱永嘉这样的头儿,惟一的优待就是一碗大米饭,我们吃的都是籼米,因为他胃不好。其他都一样,没有任何物质待遇。”

在徐缉熙的印象中,在写作组时余秋雨写的文章并不多。“有段时间,因为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写作组调进了一些又红又专的小青年。这些小青年调到写作 组,刚来的时候不知写文章为何物,写出来的文章不像样,后来就让余秋雨修改指导,因为他是文艺组的骨干,写作水平高。这些小青年受文艺组的氛围影响,后来 都进了文化圈,成为了著名的写手。”

这一时期,据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文中介绍,余秋雨有两篇文章尤为重要”,一篇是用笔名“任犊”写的《走出“彼得堡”》,在《朝霞》发表。另外一篇是《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由上海王知常寄给北京《红旗》杂志。
这时,胡锡涛已从上海调到北京《红旗》工作,主管文艺稿件。胡看完文章,感觉良好,转送王洪文之后,没有采用。对这段经历,胡锡涛在文章里写道,“王知 常打电话催问我:‘那篇谈鲁迅佚文的文章,你那里不用,我们在《学习与批判》第8期发表’。我说,‘报上去了,可惜不用。你们自己发表算了。任犊是谁’? 王说,‘是余秋雨。’我问,‘他现在好吗?’王说,‘他现在是这里的第一号种子选手。但是情绪不稳定,忽高忽低。’”《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最终发表 在了《学习与批判》杂志1976年第8期上,后《人民日报》又作了转载。

胡锡涛和王知常在电话里谈到的《走出“彼得堡”》,为有过 “文革”经历的人所熟悉。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里评价说,“应该承认,《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多少有些学术味道,不是一般应景之作,所以姚文元 不采用;而《走出‘彼得堡’》写得很俏皮,恰是应景之作。此文强调文化人走出文化小圈子,到工农群众中去,与工农相结合,这是与‘文革’的极左路线相符合 的。——它的客观效果,肯定不好,完全与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心愿相反。‘文革’时期的文化人都被赶到乡下或者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已经活得够累、够痛苦了,都 想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就业。1973年,有的人刚刚回到城里恢复工作,有的人还在乡下做‘回城’的梦,余秋雨发表此文,给了当时文化界的人当头一棒……”

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高义龙说:“《走出‘彼得堡’》是我写的,余秋雨改过一稿。《走出‘彼德堡’》的背景是,1975年提倡学理论,我先写了一篇《作 家·创作·世界观》,从高尔基写出革命文学《母亲》后,又写了宣扬‘造神论’的《忏悔》,受到列宁批评,谈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文章发表在《朝 霞》第一期上。接着打算写学习列宁给高尔基的信,强调深入生活。这时一天恰好在公交车上遇到一位有名的工人作家,谈起来,他说好呀,并说张春桥就要求工人 作者读读列宁这些信,走出‘彼得堡’,不久还给我写来一封信,把有关情况写在信上。文章的题目就是这样来的。”

徐缉熙也说,“当时, 高义龙写了《走出‘彼得堡’》的初稿,我们看了觉得很平淡,没什么光彩。后来就交给余秋雨改。改过以后文采啊什么的好多了,领导和我们都很欣赏。所以他很 有才能。”孙光萱补充说,《走出“彼得堡”》发表后,朱永嘉立刻写信向张春桥推荐,张于1975年3月21日回信谈了读后感,很快,1975年4月6日 《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文。

《朝霞》风波

  《朝霞》是文艺月刊,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名义上挂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但实际上编辑的权力在文艺组这一边,每期内容清样由文艺组组长陈冀德负责初审,然后送北京交肖木拍板,再送回上海人民出版社制作印刷发行。

1974年,刚刚创刊不久的《朝霞》杂志上发表了姚真的一篇小说,引发了当时上海的一场社会风波。

这篇小说写的是当年学校里两个红卫兵组织怎样从打内战到联合的过程,其中有一个组织刚刚成立半年。

不料“工总司”有人看了这篇小说,认为小说里成立半年的组织是在影射“工总司”。《朝霞》是“写作组”主办的,加上以往“写作组”与“工总司”就有矛 盾,“写作组”嫌“工总司”没有文化,只会打打杀杀,“工总司”觉得“写作组”的人口罗嗦,只会耍笔杆子。“工总司”系统派出了队伍,到《朝霞》编辑部讨 说法,围堵了康平路的“写作组”大楼。

“工总司”一闹起来,徐景贤也顶不住了,而文艺组组长陈冀德坚持自己没错,双方一时僵持不下。

后来张春桥找到朱永嘉,下了个批件,说“我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有事情是我负责,你们要团结”。不久,《朝霞》事件平息。

在《借我一生》里,余秋雨这样描述道:“我与一位姓陈的青年工人一起去了《朝霞》,但身份极为含混,似乎是为陈女士做点联络工作的。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 陈女士在哪里。只知道‘工总司’要来砸,写作组要脱钩,编辑部要维持。———整整三个月,编辑部在两位老编辑的领导下继续工作,我则在编辑部外面的一间屋 子里办创作讲习班,讲授小说和独幕剧的写作技法。三个月之后,‘工总司’斗争矛头别移,陈女士回来重新视事,朱、王也没说一声感谢,就完了。”(《收获》 2004年第4期第192页)

据徐缉熙、高义龙证实,1974年年底,余秋雨写作署名任犊的《读〈朝霞〉一年》在《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期上发表。

几年后的《清查报告》写道:“此文结构开阖自如,行文流畅漂亮,在艺术性上堪称一流,但它的客观影响很坏,此篇长文把《朝霞》的政治观点、编辑方针、选 题思想、主要毒草作品,以及所谓的筹稿和培训作者的方法等作了全面、系统的吹捧。这篇黑文还在香港刊物上转载,流毒海外。”

在文艺组 的3年时间里,余秋雨写的文章并不多。长篇散文《记一位县委书记》,发表在《朝霞》1975年7月号头条上,文章内容主要是为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对“上 山下乡”大唱赞歌。另外一篇是《胡适传(五四前后)》,以余秋雨名字发表在《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1期,占了该期杂志很多篇幅,后又收入1976年5 月出版的“学习与批判丛书”中的《历史人物集》上。

因为在写作上的才华,余秋雨受王知常委托,有时负责文艺组青年的统稿工作。他帮助 陆××把一篇叫《封建礼教与贾政》的文章改为《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这篇文章后以“任犊”为笔名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上。陆××在看文章时发 现,除标题被改动外,“其内容也完全由余秋雨同志重写”。

另外一次是给上海一位青年工人写的《论阮氏三兄弟》(《学习与批判》 1975年第9期)和《〈水浒〉为何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后发表于《红旗》1975年第10期)提修改建议,这位工人在1978年4月16日交代这 两篇文章的炮制经过时说:“余秋雨看过我的初稿,提意见说灵牌问题要做足,我根据他的意思做了点修改。”

这个阶段,余秋雨还一度成为老师,和文艺组的组长陈冀德一起给写作组主办的评《水浒》学习班和评《红楼梦》学习班授课。

原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总支书记周培松回忆说,尽管余秋雨的关系和档案在学院,工资也在学院拿,毕业分配后并未回校上班,但戏剧学院工军宣队已指定他为党委委员,还准备提拔他为党委副书记。

“文革”后的三年清查

   1976年到1978年底,写作组总部经历了三年清查,其中包括哲学组、经济组、政经组、历史组、党史组、文艺组(含《鲁迅传》组)、文艺摘编组、自然 辩证法组、哲学小辞典组、秘书组。文艺组(含《鲁迅传》组)共有余秋雨、戴厚英等八人属于“原定说清楚的”,其上有“采取组织措施的”,其下有“已宣布不 作为说清楚的”和“拟不作为说清楚的”。

1975年冬天,余秋雨在身体检查中发现GBT偏高,怀疑得了肝炎,在休息一段时间以后,余 秋雨想到北京散散心。王知常在电话里让《红旗》杂志编辑胡锡涛安排余秋雨住在《红旗》杂志社招待所,胡答应了。然而因为上海方面胡锡涛的两个“老战友”打 来反映余秋雨问题的电话,胡打电话给王知常,不同意余秋雨到北京。

而周培松回忆说,“余秋雨得肝炎住院的时候,戏剧学院的工军宣队领导曾经亲自开着小车带着礼物去看望他,一般的教授生病是绝对没有这样的待遇的。”

不久,余秋雨在一位叫盛钟健的老师帮助下,通过一个画家,在浙江奉化乡下找了一处房子调养生息。在那里的半年多时间里,余秋雨说自己的“心和脑子全在书里边了”。

等余秋雨回到上海,已经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原写作组的朱永嘉、王知常被抓,文艺组的负责人陈冀德被隔离了,他们属于“采取组织措施的”类别。

据胡锡涛回忆,遭到他人多次举报的余秋雨,认为自己清白无辜,为此3次上书华国锋,希望能够获得脱帽待遇。

当年“文艺组”的成员徐缉熙在接受本报的采访时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和市委派清查组来清查,文艺组的成员多半是被审查对象,需要交待问题。余秋雨和 大家一样,被称为“说清楚”对象。“当时如果清查通过了,就要开大会,在会上宣布‘解脱’”。余秋雨在文艺组中是较晚宣布‘解脱’的。”

与余秋雨遭遇相反的是,孙光萱因为问题较轻,是清查工作组依靠对象,后成为清查工作组的成员。

1978年底清查工作结束,文艺组成员去工厂劳动,1979年初分配工作或回原单位,受到的待遇各自不同。徐缉熙回到了上海师范大学,经过了一次复查,后成为文艺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戴厚英去了复旦大学上海分校,一直到老,才评上教授。

回到上海戏剧学院以后,余秋雨又经历过一次复查。根据当时上海戏剧学院担任复查工作的戏剧文学系党总支副书记周培松回忆证实,最后,余秋雨被确定为“说错话,做错事,写错文章”一类人,允许重返工作岗位。

1980年,凭着良好的外语基础,多年资料积累,勤奋和好学,余秋雨开始准备《戏剧理论史稿》一书的创作。

 

 

 

延伸1: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

  当事人首次披露一段“文革”秘闻,有些事与余秋雨有关,有些事却又与其无关
有一位北大青年学者余杰撰文把余秋雨作为“文革余孽”进行“拷问”:“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拜读此文,令人不寒而栗,莫非“革命大批判”又来了?
从余杰“抖出”的“隐私”来看,证明他对“文革”以及上海写作组完全是外行。他误把余秋雨当作“石一歌”嘲笑了一通儿之后,有这样一段文字:“据若干余秋雨当年的同事透露说,他在写作组中的态度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因为他的出色表现和突出成绩,他深受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青睐。如果不是文革结束,余秋雨也许会走上一条类似姚文元的飞黄腾达之路。”这些内容恰恰都说错了。余秋雨在写作组呆了大约三年半左右,他的态度不完全是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时候,在“批邓”时期,他主动避开了一年多。他也不是“主动”投靠写作组,而是鄙人推荐的。至于说他深受康、张、姚“青睐”,纯系瞎编。康生在“文革”后期已病倒,1975年就死了。张、姚对余秋雨也从不相识,据我所知,1975年春天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张、姚因不得志到上海 “观察”,朱永嘉乘方便之机把余秋雨引见给张、姚,仅仅见了一面,就叫“深受青睐”?至于说余秋雨“也许会走上”姚文元之路,更是无稽之谈。余秋雨在 1975年开小差溜走,恰恰是在张、姚接见之后!
我是写作组最早成员之一。写作组之形成、分分合合、由鼎盛而走向覆灭,其历史过程,在图书馆里是查不到的,而在我头脑中,至今还记得一清二楚。本人今年 65岁,从湖北退休回京已三年有余。本不想多管闲事,只见眼下战火纷起,为澄清庐山真面目,为避免内战扩大,只好以过来人、见证人身份写下这篇拙文。
从丁香花园说起
上海华山路48号丁香花园,是个景色优美而氛围神秘之处。它因30年代在此拍摄电影《丁香处处开》而得名。花园内,小桥流水,树木成荫,草坪中间有三栋楼,东楼是清末李鸿章的公馆,中楼是解放后为中国中央在上海开会需要而造,西楼是解放前一个大资本家所建的大别墅。1964年春,华东局内刊编辑部就设在西楼;当年夏天,“罗思鼎”班子就成立于中楼的楼下两间小屋;之后,“丁学雷”班子便出现于东楼的楼上两间大房。上海文化界人士对此很有意见:“躲在丁香花园学雷锋,做‘螺丝钉’,见鬼喽!”
当时,丁香花园的最高领导人是石西民。他是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兼华东局内刊主编。我是被他从复旦大学调到内刊当编辑的,同时参与写作组所分配的写作任务。在内刊,文艺组长由姚文元兼任,组员仅我一个。姚只挂名,不参与编务,我既要编稿,又要写稿。
历史组“罗思鼎”,当时有5名成员,是来自复旦历史系的一个写作班子,它的代表是朱永嘉。文艺组10名成员,大多数来自上海作协文研所,由上海作协副主席叶以群管审稿,他没管多久,就不管了。市委派宣传部文艺处徐景贤来接管文艺组。“丁学雷”笔名是戴厚英和她的两位同事所起。徐景贤很欣赏这一笔名,领头写了许多批判文章。于是,徐景贤就成了“丁学雷”的代表。
1964年底,丁香花园换主,石西民被陆定一调去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内刊由张春桥主管。“丁学雷”组与“罗思鼎”组也都归张春桥管辖。从此,姚文元便常来丁香花园,与朱永嘉等人密谈。谈什么呢?这秘密我是后来才知道,根据江青的布置,让张春桥叫姚文元写一篇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为写此文,就得翻阅明史。姚从未碰过明史,只能请教专门研究明史的朱永嘉。为“批海瑞罢官”,朱永嘉深得张、姚的赏识,因为朱是他们的历史辅导员。
1965年春,华东局书记处、办公厅看中了丁香花园这块风水宝地,要与内刊编辑交换办公地。内刊只能服从,编辑部迁至宛平路11号。“丁学雷”、“罗思鼎”两个班子迁至武康路2号,成立一个支部,由徐景贤任书记,朱永嘉任副书记。
我跟着内刊编辑部迁人宛平路11号之后,平时不坐班的姚文元,此时几乎天天来上班。来干什么?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初稿到定稿,姚费时半年多,写了整整12稿。从这篇文章 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之后,姚再也不来我的办公室,经常去武康路2号密谈。狡兔三窟,姚至少也有三窟,而写作组是他当时最重要的一窟。他和张春桥合作写的这篇“批海罢”的文章,是依靠写作组某些人而写成的。写作组是他们的根据地,也是他们的“发祥地”。
1967年9月,在张、姚直接控制下,“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正式成立。此时的写作组,分为两套班子:一套班子是公开的,地点在宛平路11号(原内刊所在地),人员约30余名,少数人是老人马(我是其中之一),多数人是新人马,从大学、中学调来的教员与红卫兵;另一套班子是不公开的,人员共7名,朱永嘉、王知常等几个头头儿是核心人物。这两套班子成立之后,战绩平平,没有写出什么重要文章,却出了一件大事。1968年4月中旬,上海发生了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群众自发运动,至少有一百万人参加“炮打”。对上海写作组来说,“炮打”无疑是一场大地震。谁也没想到,宛平路11号内部竟出现了“倒戈”,有好几个人卷入“炮打”,大多数人对“炮打”作壁上观,没有人敢公开阻拦“炮打”。这件事,让徐景贤、朱永嘉狼狈不堪,无法向主子张春桥交代。出于这个原因,当年7月底,徐、朱宣布宛平路这套班子解散。新人马全部回原单位。老人马留下5人,与荣昌路的7人,一起于8月5日,乘工宣队进驻高等院校之际,冒充工宣队员分别混入各大学。我选择的是同济大学,因那里离我家最近。
在我进入同济大学之后,不到一个月,朱永嘉找我谈话。他说:“文元同志来电话,要我们马上组织人力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我跟老徐(景贤)都摸不着头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你是搞戏剧评论的,大概知道这方面情况。”我说:“这个批判题目肯定是江青布置的。”他很惊讶:“对呀!你怎么知道?”我说:“林彪委托江青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有个纪要,江青着重指名斯坦尼,就是要批判斯坦尼的理论体系。为什么要批这个早在第二次大战之前就死去的苏联名导演呢?这里有双重含义:一是要为江青推动京剧革命、搞样板戏扫清理论障碍。因为斯坦尼的理论核心是讲‘从自我出发’,而江青的京剧革命是讲从工农兵出发,二者是冲突的。斯坦尼理论在中国影响很大,徒子徒孙很多,影剧界导演、演员基本上都信奉斯坦尼理论。批判斯坦尼,等于砸了影剧界很多人的饭碗。第二,江青夹杂个人情绪,她要报私仇。批判斯坦尼,是冲着孙维世而来。因为孙维世在延安时期就是出名的才女,江青对她很妒嫉。孙维世很清高,瞧不起江青卖弄半瓶醋的戏剧底子,更使江青怀恨在心。但江青对她无可奈何,因为她是周恩来的养女。1949年,孙维世去苏联学习,专攻斯坦尼理论,回国后,出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总导演,因同情金山、欣赏金山的才华而结为夫妻。苏联专家列斯里(斯坦尼的得意门生)来华演讲,都由孙维世陪同并当翻译,在50年代中国戏剧界曾轰动一时,传为美谈。”朱说:“你既然这么熟悉情况,这篇文章就由你来写吧。”我说:“不行。我只看过斯坦尼的自传《我的艺术生活》,没有看过他的全集,我也只是个半瓶醋而已。写这篇文章,要得罪戏剧界一大片人。何况我也很钦佩孙维世,也很欣赏斯坦尼的理论。我与孙维世无怨无仇,何必由我开刀?你们不要老是拿我当枪使。写文章是苦差事。你让我写,不如请《文汇报》何倩出面组织上海戏剧学院的行家来写,他们的水平肯定比我好。”朱说:“这个主意不错。但万一别人写不成,你必须接手。”我只好表示同意。
批判斯坦尼 发现余秋雨
由文汇报社文艺部何倩、诸钰泉出面组织的“批判斯坦尼”小组成员,共有5位: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讲师徐企平,该院戏剧文学系毕业生余秋雨,上海两家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助导,还有国棉十七厂造反派秀才。最初的稿子是由这个秀才所写。初稿印出之后,何倩电告朱永嘉。1968年10月31日,朱通知我去文汇报社开会参加讨论。
这篇稿子很差,一看就知道是外行写的。但我不能面对5位陌生人泼冷水,因为当时朱永嘉、何倩、诸钰泉都在座。讨论到最后,朱永嘉拍板:“我看这文章要动大手术。胡锡涛也来参加,由他负责到底。”
写作地点在文汇报社七楼顶层。讨论结束后,由何倩领着朱、我和5位成员上七楼。那里有两间内外相连的房间,内室有5张单人床,外室有张写字桌。后来,何倩给我在外室配了一床一桌,我的桌子正好同余秋雨桌子相接,与他面对面而坐。据何倩私下介绍,这5位中,真正的行家是徐企平,最能写的是余秋雨。
既然朱永嘉要我“负责到底”,我不得不按我心中的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我和大家都通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然后分工摘录观点,汇编资料,印成小册子;第二步,让余秋雨重写初稿,试试他的笔力;第三步,万一余秋雨初稿不行,只好由我自己操刀。
让余秋雨写初稿,等于冷落了其他几位,出现牢骚,我不在乎。出乎我意外的是,余秋雨写出的初稿,不是一篇大批判文章,却是一篇学术论文,文笔流畅生动,却毫无批判力度。让大家传阅一遍,都不开尊口。沉默一阵之后,几乎众口一词冲着我:“就看你的啦!”形势促使我走第三步棋,另起炉灶重开张。凭我的经验,此文要想在姚文元那里过关,就必须模仿他的文风,采用他那一套批判路子。我的第一篇写得也不好,被请来提意见的文艺界人士攻得一塌糊涂。接着,我又重写第二稿。二稿完成时,已是1969年1月31日,离春节只有两天,几位朋友已作鸟兽散,只有徐企平看到清样。后来发表在《红旗》1969年6、7期合刊上的,就是这第二稿,只是文章开头被姚文元加上一段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的套话。为何要加这一大段套话?我后来才弄明白,原来林彪的政治报告最初是由陈伯达起草写了一稿,但毛主席看了不满意,便指定让张、姚执笔,由郭沫若作文字润色。所以,姚在我写的文章开头硬扯上林彪的报告,实际上是在炫耀张、姚的货色。
为这篇文章,我在文汇报社顶层熬过了寒冷而苦恼的三个月。我把包括余秋雨在内的几位朋友都得罪完了。但余秋雨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难忘。
我“枪毙”了他的稿子,他不记仇,颇有雅量。实际上他写稿很下功夫,不走捷径,直接查阅原著,四本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他的稿子不仅文笔漂亮,而且内容扎实,从理论史的角度分析斯坦尼体系的特点与缺陷。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只须删掉一些应景文字,放在今天的学报上也能发表;但作为一篇批判文章,在那个特殊年代就不合格。当时他只有21岁,我33岁,都属猪,年龄恰好差一轮。这个年龄上的差别,反映了我与他学术功底上的差异。我在21岁时,才进山东大学,根本写不出他那种水平。
令我更佩服的是他坚持学英语,喜看英文原版书。每天早晨,大家刚起床,他已站在阳台上朗读英语。季节已入冬,冒着严寒读英语,可真不易。“文革”时期“读书无用”论极为盛行,谁会拼命学英语?余秋雨书桌上所放的一大堆书籍,除了几本鲁迅全集,全是英文版原著。是小说还是戏剧理论书,我也看不懂。我不明白余秋雨为何对英文原版如此感兴趣,问他“是不是想搞翻译”,他说:“不完全是,主要是受我老师张可的影响,她认为莎士比亚作品一定要读英文版才有味,我已经尝到一点甜头了,味道真不错。当然,学会一门外语,等于多了一双眼睛,将来如果干别的不行,搞翻译也是一条路。”好成熟的小伙儿!当我爬格子时,室内往往只有余秋雨仍然在看英文原著,看得如痴如醉,有一次,突然拍案叫绝:“妙!”倒是他干扰了我的写作思路。
余秋雨也不是书呆子。侃大山,他也能侃得妙趣横生,水平不亚于评书演员。同室的侃友都爱听他侃,他侃到关键处就往往煞车,不侃了,很有一点“且听下回分解”的噱头。他只讲故事,不加褒贬,就如恩格斯所言,“倾向性是从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余秋雨很活泼,但从不向我打听内部消息,也不跟我套近乎,始终保持一定距离。电影厂那两位都想从我嘴巴里挖出批斯坦尼的具体政治背景,“是江青布置的,还是姚文元的指令?”总是反复地问,不断地猜。我不能露一个字,否则,我就违反“纪律”难做人了。余秋雨很懂事,从来不让我为难。
他当时很穷,经常向徐企平借饭票,借了之后又还不出,到后来,徐企平总是慷慨主动支援他。他们二人并不在一个系,关系却很密切,因为都在“文革”初期受过造反派的冲击,都属于“保守派”,共同语言特别多。据徐企平私下向我透露:小余的业务水平在同届学生中最拔尖,戏剧文学系教师都想让他留在系里,但都无实权,实权掌握在造反派手里。小余表面上很活跃,其实他内心很苦闷,他父亲有历史问题,很可能会影响他的分配,影响到他的前途。他的分配问题,还提不到日程上来,还处在待分配状态。不光是68届分配搁浅,就是66届、67届也在等待。待分配的毕业生,没有工资,经济困难的人可以申请补助,一般只能领到12元。小余家里很穷,他每月领12元补助,还得贴给家里一半,自己只剩下6元钱,怎么维持生活?据工宣队宣布,待分配的毕业生都要去农场参加劳动,等到国家有分配政策下来之后,学校才能把分配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这过程还长着呢。
听到这些话,我很惊讶,感到他的耐力、毅力不同寻常。他面临的困难和压力,可能是遥遥无期。无情的“文革”,不知摧残、埋没了多少人才,余秋雨不过是茫茫沧海中之一粟。
余秋雨入围
1971年夏天,写作组内部传达毛主席的一个评语:“中国第一圣人是鲁迅,不是孔子。”接着不久,擅长拉大旗作虎皮的张春桥布置给写作组一个任务:写鲁迅传,在这个基础上编写现代文学史教材。
根据这一旨意,朱永嘉准备搭一个外围写作班子,召集老人马开会,专门研究入围的人选名单。讨论了半天,同事们推举的人都是三所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文学教员,年龄大多在40岁上下,最年轻的也跟我当时的年纪差不多。“怎么就找不出25岁以下的人?”朱永嘉有点不满意。于是,我就乘机介绍:“余秋雨,上海戏剧学院68届毕业生,当年在《文汇报》写文章那阵子,他21岁,今年24岁,但分手之后,不知他分配在哪里,或许还在下面劳动。”朱立即问:“关键问题人品怎么样?笔头灵不灵?他分配在哪里都能找到,不用担心。”我说:“人品绝对没有问题,安分守己,不会惹事生非。笔头很灵,而且非常勤奋好学,英文阅读能力很强,莎士比亚作品英文版他看得入迷。”在写作组所有新老人马以及他们所相识的老少哥们儿中间,有这样年轻的人才吗?肯定没有。余秋雨的名字自然就被划入名单。当时划定的人名有13个,不是11个。我当时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让余秋雨入围,等于让他走了一段弯路。在主观上是想拉他一把,在客观上是害了他。
鲁迅传写作组,设在复旦大学学生宿舍10号楼一层的103、104室。这幢楼的二层、三层还有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组,也算外围组织,其中除了教员,还有许多工农兵学员。入围的人数,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后来竟多达一百余人。
余秋雨入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外围,即在复旦学生宿舍那幢楼。“石一歌”的笔名产生在外围,也在那幢楼。“石一歌”确是“十一个”的谐音,但余秋雨不是十一个中的一个,外界把余秋雨当作“石一歌”产生时,余秋雨尚未报到。他入围后,曾参与讨论或修改“石一歌”写的文章,也没啥了不得。“石一歌”与“丁学雷”、“罗思鼎”,是两个档次的笔名,外界不明真相,把三个笔名捆在一起,也多少有点误会。虽然“石一歌”后来也成了名牌,但究竟不是正宗老字号。
第二阶段是在内围,即当时上海写作组所在地康平路89号。进入内围的人,除了余秋雨,还有十来个从工厂抽上来的青年笔杆子,他们都是写作组作为“苗子”来培养而使用的。余秋雨怎么会从外围被选入内围?就在于他才华出众,文笔漂亮,写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文章而深得头头儿们的欣赏。其中,有两篇文章尤为重要,一篇是用笔名“任犊”写的《走出“彼得堡”》,在上海《朝霞》发表。另一篇是《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由上海王知常寄给北京《红旗》采用。
当时,我已在《红旗》当编辑,主管文艺稿件,也兼管上海寄来的稿件。我接到这篇文章,从笔名“任犊”无法判断执笔人是谁。浏览一遍,感觉良好。然而,转送给姚文元之后,没有采用。王知常打电话来催问:“那篇谈鲁迅佚文的文章,你那里用不用,我们在《学习与批判》第8期发表。”我说:“报上去了,可惜不用。你们自己发表算了。任犊是谁?”王说:“是余秋雨。”我问:“他现在好吗?”王说:“小余现在是这里的第一号种子选手。但情绪不稳定,忽高忽低。”
应该承认,《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多少有些学术味,不是一般应景之作,所以姚文元不采用;而《走出“彼得堡”》写得很俏皮,恰是应景之作。此文强调文化人走出文化小圈子,到工农群众中去,与工农相结合,这是与“文革”的极左路线相符合的。余秋雨这篇文章,是遵命而写还是自愿而写,我不知道;但它的客观效果,肯定不好,完全和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心愿相反。“文革”时期文化人都被赶到乡下或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已经活得够累、够痛苦了,都想回到原来的岗位上重操旧业。1973年,有的人刚刚回到城里恢复工作,有的人则还在乡下做“回城”梦,正在这做梦、圆梦的时刻,余秋雨发表此文,给了当时文化界人士当头一棒,使他们非常恼火:你余秋雨高高在上,写文章唱高调,还要叫我们“走出彼得堡”,永远在下面吃苦头,岂不可恨?这种心态上的不平衡、不服气,应该说,是正常现象。人们至今回忆当时这篇文章,仍然耿耿于怀,怒气未消,也属情有可原。余秋雨应该在反思“文革”的同时反思自己,反思当年为什么写《走出“彼得堡”》。
1974年1月中旬,我去上海参加电影故事片会议,当然要到“娘家”探望。在康平路写作组,我见到了阔别已久的余秋雨,地点是在打字室。打字员是位心宽体胖的老大姐,与我当年在内刊是老同事。余秋雨和我聊了一会儿,几个小青年就把他拉走了。我怀着好奇心问老大姐:“小余在这里的人缘怎么样?”她说:“人缘不错。头头儿欣赏他,是因为他笔头灵;群众欣赏他,是因为他不拍马屁。这里的马屁精多的是。小余很清高,很聪明,几个小姑娘追他,他就装糊涂。老人马对他有点嫉妒,也要拉他,他也装糊涂。他跟谁都合得来,但不搞鬼名堂。”旁观者清。从她这里听到的反映是最真实的,没有水分,令我十分欣慰。
令我触动更深的是在延安中路200号文艺会堂看电影,余秋雨和我坐在一起谈了他近来的境况和心情。因受影响干扰,也怕干扰别人,他说的悄悄话断断续续,声音很轻,大意是讲:现在写作组进出的人很多,比你在这里的时候也许大不一样。老人马呆久了,就觉得没劲,写不出东西就会坐冷板凳。他们认为头头儿都是实用主义,谁笔头好就重用谁,谁笔头老化了就奚落谁,所以就不安心呆在这里。头头儿待我是很好,但我也不能完全迎合他们。我有我的自尊心。我很不适应这里的复杂环境。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呆久了,就会荒废专业,浪费青春。
余秋雨说的是真心话。这种声音,过去我在写作组经常听到,并不新鲜。头头儿们确实都是实用主义者,来当兵的都是他们手中的工具,都是从各单位抽来的壮丁,大多数不是真正的“志愿军”。写作组自始至终不是一个实体单位,它所办的六个刊物,不发稿费或补贴(“文革”时期全国报刊都不发稿费)。应召“入伍”的士兵无利可图,也无名可图(多数是用笔名,偶尔用一下真名,就得防止“翘尾巴”)。“文革”时期大批特批“驯服工具”论,但在极左的专制主义统治下,实行的一套,恰恰是要求人们做“驯服工具”,这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之实。如果“文革”不结束,余秋雨会在写作组做“驯服工具”、“飞黄腾达”吗?绝对不会。他要么累死病死,要么开小差,溜之大吉。
他想溜走的事,果然来了。
1975年冬,正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发难,有一天,我正在编改应时文章,上海王知常打来电话,说:“余秋雨近半年来很苦闷,情绪不好,身体也不好。医生检查出来,发现他GBT偏高,可能得了肝炎。朱永嘉已让他休息了一段时间。他想到北京你那里去散散心。你让他住在红旗招待所,行不行?”我明确表示:“当然可以,欢迎他来北京散散心。”
可是,过了一天,上海一位老“战友”也打来电话:“你不能让余秋雨上北京。”我问:“为什么?”对方说:“余秋雨狂得很,目空一切,我们都看不惯,你让他住红旗招待所,会更助长他嚣张气焰,大家会埋怨你。”有这么严重吗?我不相信。我说:“凡是才子,总有一点清高。目空一切,也属难免。”对方立即反驳: “他一点也不清高,在背后说当年批斯坦尼的文章就是他写的。”我心里“咯噔”一下,怀疑自己的耳朵,还是想保持平衡:“让他来北京,是朱永嘉同意的,我已经答应王知常,不能改口了。况且,他得了肝炎,需要休息。”
又过了一天,又有一位老“战友”来电话:“现在的问题很严重,余秋雨根本没有什么肝炎,他说GBT偏高,是假的。根据确切调查,是余秋雨走后门开来的病假条。你一定要把真相反映给朱永嘉他们。”我有一点恼火:“你们在上海就不能向头头儿反映?”对方说他说话不管用 。
三天三个长途电话,让我好困惑。我真想去上海调查情况,调解矛盾,可找不到出差的理由,何况编务缠身走不开。打电话调查也查不清,又不能说余秋雨装病、走后门的事。如果说了,万一他是装病不是真病,就会破坏他的形象;如果让他来北京,对他也不利,嫉恨者更嫉恨他,使他处境更困难。怎么办呢?只有采取“退稿”的办法谢绝。我打电话给王知常:“小余最好别来北京。情况很复杂,电话里说不清。请你转告他,就说是我不同意。”
余秋雨突围
不论余秋雨生病是真是假,不论是出于何种原因,他确确实实避开了“批邓”,没有写过一篇“批邓”文章。他第一次突围成功了。
余秋雨后来写了一篇散文《苏东坡突围》。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是文人的惯用手法,也是余秋雨的一大特长。他写苏东坡遭暗算、陷害、包围而冲出重围,实际上寄托着他自己的哀思与愤懑。但这篇散文不是简单的类比,不是把自己比作苏东坡,只是借题发挥而已。
余秋雨当了“逃兵”,躲在他的老家,浙江余姚县农村。据他自己的说法:“我当时就为了逃避批邓,一个人称病跑回乡下,在破庙里栖身。”(详见《深圳周刊》今年第7期)当他无可奈何回到上海时,正巧碰上“四人帮”垮台。老天爷给了他梦想不到的机遇,他顺着大好形势,立即与“四人帮”及朱永嘉等人划清了界限。由于他表态最早也最坚决,并揭发了写作组的一些问题与内幕,引起军管人员的重视。
当时的上海,情况非常特殊,中央指示由上海警备区临时主持全市局面,对上海写作组实行军管,却遇到一件十分麻烦的问题:在“四人帮”垮台之前的几个月,中日两国签定一个文化交流的协议,由中方派出一个鲁迅研究交流代表团于10月中旬前往日本进行为期12天的友好访问,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是由张春桥、姚文元指定的朱永嘉担任。“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的几天内,上海写作组几个头头儿气急败坏,朱永嘉高喊“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等等疯狂的反动口号,甚至妄图与王洪文的爪牙们一起搞武装叛乱。这些头头儿自然要被软禁起来。然而,访日代表团还必须按中日协议规定日期出访,对朱永嘉这个团长该如何处理呢?如果换个团长,怎么向日方讲清楚?如果不换团长,仍然由朱永嘉率团去日本,中方很不放心,万一他乘机逃跑怎么办?上海军方最高领导层决定让余秋雨作为团员跟随团长朱永嘉出访。交给余秋雨的任务是:监视朱永嘉,防止他出逃,朱的发言稿均由余秋雨拟定。这真是富于传奇色彩的文化,为逃避“批邓”而躲到农村的余秋雨,此时已成防止朱永嘉出逃的监视人。他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因此,又重新受到了重用。
余秋雨是否从此摆脱一切干系、冲出重围了呢?没有,反而又陷入困境。1977年,是他“三十而立”之年,但他无法“立”起来,原因是他被“揭、批、查”运动拖住了,有些人非要把他整倒不可。他曾三次上书华国锋,申诉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均无下文。对上海写作组的小萝卜头、业务骨干分子等等人员的“揭、批、查”,整整花了三年多时间,进驻康平路89号的工作组换了三批。受到牵连的余秋雨也被审查了三年,对他的文章、修改稿及言论、表现等等,翻来覆去不知查了多少遍,始终查不出他有什么问题。余秋雨不甘心这样不明不白持消耗时间,于是,他悄悄地埋头读书,收集资料,为著书立说作准备,为重新站起来而奋斗。
余秋雨真正获得写作自由,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他个人的命运也随之而转化。长期的勤奋好学,多年的资料积累,为他撰写《戏剧理论史稿》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从《史稿》的后记中,可以窥见他写书稿的过程是相当的艰辛,每天背着书包,来回挤车,穿过市中心,躲在杨树浦路工人住宅区一间简陋的小屋里熬夜,呕心沥血爬格子。这部《史稿》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后,立即获得该社的二等奖,还获得文化部优秀教材一等奖。他不满足于此,又连续撰写了三本学术著作。四部著作的接连问世,引起文化界强烈反响,奠定了他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地位,他终于从历史的阴影中冲了出来,实现了他第二次突围。
时来运转,当然不止是余秋雨一个人。凡有抱负的中青年作家、学者几乎都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引发出创作的“井喷”现象。改革开放,必然带来文艺的百花齐放,造就了一代名家。名家之所以成名,一是靠才气,靠自强不息,二是靠运气,即时代所赋予的机会和气候条件。余秋雨的才气不必说了,而他的运气实在太好了,在上海几乎无人可比,1987年从无职称一下子连破四级,直升为教授。同样有才气,有名作的戴厚英,就没有这样好的运气。她的职称解决,拖了好久,才勉强评为副教授,当上教授之后却被歹徒乱刀砍死。戴厚英比余秋雨大9岁,曾先后在写作组呆过,也在“文革”后受到严格的政治审查,他们都是从历史的重压下突围出来的佼佼者,而命运反差之大,使外界感到不可思议。
余秋雨这个“出头鸟”简直可谓神通广大、神出鬼没。当了几年院长就辞去职务,只带研究生,没几年,就坐不住了,一边写散文,一边到各处演讲做报告。飞到深圳、香港、台湾等地演讲,场场爆满,掀起了一阵阵“余旋风”;“千禧之旅”,从希腊雅典飞到中东以色列,还飞到印度等地,走马观花,考察世界文化发源地之际,边写边用电传发表日记体散文,人还没回到中国,盗版本《千禧日记》却已“脱颖而出”。总之,近10年来,他让好奇的中国读者、评论者看得眼花缭乱。
在“追寻文革真相”的风潮中,余秋雨能实现他又一次突围吗?我想,他能实现,就像他当年为躲避“批邓”而离开写作组那样,悄然离开文化圈就行了。初春,他已经借《深圳周刊》告诉人们,他将“告别文坛”。
他喜欢“从零开始”。也许,一个新的起点正在等着他。
(原载《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 

 

延伸2: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

作者: 余杰 (01/10/2000)

  80年代的思想解放 浪潮落潮以后,整个90年代沦为一个彻底平庸和彻底苍白的年代。在这种平庸和苍白中,余秋雨以一本《文化苦旅》登上文坛,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人争读余秋 雨。紧接着,《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相继问世,余秋雨所倡导的“文化散文”被人们口耳相传,而余秋雨本人也俨然成为传媒争夺的骄子和 时代文化的代言人。他滔滔不绝地谈论中国文化在当前的状况以及在下个世纪的走向,扮演着无所不知的预言家的角色。他似乎成了一驾将把中国文化拉向复兴的马 车。他完全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最喜欢他作品的年轻人们早已经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了——他们至多知道他是研究戏曲的专家、知道他为了“自由”而弃“官”(上 海戏剧学院院长)不做。所以,余秋雨尽可以“放眼未来”,欢欢喜喜地踏上香港凤凰卫视的“千禧年之旅”。
然而,任何人的历史 都是无法抹杀的,正如余秋雨先生深入中国的历史长河进行一次辉煌的“苦旅”,我也想深入到余秋雨本人所参与过的历史进程中,跟余秋雨先生进行一次真诚而艰 难的灵魂对话和精神驳难。这对我本人、对余秋雨先生、甚至对所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都是必要的、无法回避的。所以,尽管余秋雨先生在许多场合宣称,谁 批评他,就是想自己出名;谁批评他,就是盗版书的书商雇请的“枪手”;但是我还是愿意承受着这一“恶名”,来展开一场严肃而沉重的讨论。
对我来说,“余秋雨现象”仅仅是一个个案,它背后所蕴含的人文意义,早已经超越了余秋雨这一具象的生命个体,而具有了一种普遍的“共性”。我希望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分析,透视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缺席与独立意识的沦丧,并寻找出一条精神重生之路。
2  历史拷问与灵魂拷问
在余秋雨的一系列“文化大散文”中,始终贯彻着一个鲜明的主题: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个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是这个民族的民族特性中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纠结而成的“沉淀物”。历史是走向未来的阶梯,忘却了历史,也就丧失了通往未来的立足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 余秋雨在90年代初这一特定的时刻,把“历史”作为自己思考的核心材料,对历史进行一场艰辛的“反刍”,无疑是一种相当明智的选择。
90年代文化思想的平庸和苍白,掩盖不了社会现实巨大变革的可能性。半个多世纪以前,波兰作家显克微支敏锐地感受到自己民族面临着一次十字路口选择的机 遇和危机,因此他写下了一部伟大的作品《你往何处去?》。这部巨著不涉及当下的现实,而是把对历史的重新阐释作为重建新文明的第一步。他提出的问题对整个 波兰民族来说是极其严峻的——“你往何处去?”其实,当今的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几乎所有关注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都在思索中国将往何处去的问题。余秋 雨比大部分人先走了一步,他深知,如果没有对历史进行一场全新的拷问,将无法回答这个巨大的难题。他虽然没有写出像显克微支《你往何处去?》这样的作品 来,但是他在《文化苦旅》等散文集中所作的思考,显然是竭尽全力的,这一态度也让人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感动并对作者产生某种程度的敬意。
因此,学者张伯存先生评价说:“在求索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上,在反思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历史命运上,余秋雨是一个拷问者,他有着拷问者的焦灼、痛苦和愤激。”(张伯存《余秋雨董桥合论》,《当代文坛》1998年第2期。)
既然是“苦旅”,那么在余秋雨的笔下,反复出现了许多悲剧事件与悲剧人物。在悲剧人物当中,尤以读书人为其关注的重心。余秋雨在拷问历史和历史上的人物 时,的确显示出“下笔力透纸背”的功夫。然而,正是在这一面表现得太突出了,另一面就显得失衡了——1949年以后的历史在何方?作者自己在何方?
我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很少读到他对1949年以来的历史的反思,很少感受到他有直面自身心灵世界的时刻。两个巨大的“空洞”导致了我对余秋雨散文的怀疑。
余秋雨在文字中扮演的是一个万能的“神”的角色,对他人指指点点,而自己绝不与读者“同呼吸共命运”。
一面重,一面轻,结果自然是天平失衡。真正的拷问者,自己也应当同是受拷问者。由于“受拷问者”身份的缺席,使得余秋雨散文本来能够达到的思想力度严重被削弱了。历史出现了断裂,人格出现了断裂。对此,张伯存先生指出:
“余秋雨太在乎自己的社会形象,他高贵的文化人心态不能不成为他传播文化时的一丝心里障碍,同时也疏远了他与作者之间的距离。”(张伯存《余秋雨董桥合 论》,《当代文坛》1998年第2期。)张伯存先生说余秋雨“太在乎自己的社会形象”,这种说法是真实的,但他进一步的分析则显得遮遮掩掩,似乎存在着 “为尊者讳”的心态。
从逻辑上说,因“高贵”而“疏远”的说法是不成立的:高贵的形象并不是通过对自身的遮掩来确立的。尤其 在文学领域,伟大的作家们往往都具备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真诚”——真诚地向作者袒露自己的心灵,包括自己心灵中的善和恶。俄罗斯大文豪们,如托尔斯 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无不是将自己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对自身恶行的暴露中,完成对自我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从而走向灵魂净化和舒生之路。让读 者认识到自己不是圣人、不是完美的人、不是他们想象中的人,这不仅不会损害他们的高贵,反倒成就了他们的高贵。所以,我认为,在余秋雨的作品中,自我灵魂 的缺席,并非简单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社会形象,而还存在着更加深刻的原因。就连郁达夫也勇敢地袒露自己被欲望所淹没的风月生涯,那么余秋雨究竟要掩饰什么 呢?难道他还存在着比这更难以直面的往事吗?
同样是历史的拷问者,与余秋雨相比,鲁迅先生不仅把手术刀对准别人,也对准自己——更多地对准自己。鲁迅在一篇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中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太置之于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用了精神的苦行刑, 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有时候,竟至于似乎无目的,只是为了手造的牺牲者的苦恼,而使他受苦,在骇人的卑污状态上,表现出人们 的心来。这确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拷问者。”鲁迅先生自己也是这样开始与走完艰难的文学道路的。他论事论人固然是苛刻的,但对自己更加 苛刻。鲁迅在思考中国的苦难时,把自己放置到苦难之中。奥古斯丁说,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样的区分,只有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未来的现在之分。过去 和未来是现在意识对时间的折叠。因此,鲁迅深深地扎根于现在之中,正视自己内心恶的“基因”或者“诱因”,并抑制它在“现在”发作。他一生最大的敌人不是 外部的小人们,而是内在于他的那条“大毒蛇”。他一生都在进行着深刻的抵抗,即“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对罪恶的抵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们,都在一点 一滴地挤出自己骨髓里的毒素,向着健康的人性一步一步地迈进。
为什么标榜“拷问历史”的余秋雨先生拒绝这样做呢?
为什么余秋雨会让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灵魂缺席呢?
这是一个偶然的原因吗?
“文革余孽”
近年来,许多“文革余孽”又开始重新登台亮相。
沉寂了20年,他们依然还是不甘于寂寞,还是有那么多想说的话——假如他们要为当年的恶行忏悔,我举双手欢迎;然而,这群饱经沧桑的家伙们,不仅没有丝 毫的忏悔之意,反而百般为自己辩解、开脱并不惜篡改历史真相,企图蒙骗后生小子。这批文革余孽当中,有原来中央文革的核心成员戚本禹、王力等人,他们如同 蛟龙重现江湖,大谈自己当年如何如何与领袖亲近,自己又为人民做了多少好事云云;也有江青钦点的作家浩然,他再次宣称《金光大道》是最了不起的作品,是最 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的作品,而他本人是对文革中的表现是“问心无愧”的;也有“梁效”成员周一良教授,他口口声声地说“毕竟是书生”,自己是受骗上当的, 虽然写了些批判文章,却谈不上干过什么坏事……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不是说要剥夺他们说话的权利,但我认为必须对他们歪曲历史、掩饰罪恶、开 脱自我的无耻行为保持十分的警惕并进行坚决的揭露。
比这些人更聪明的另一个人,是在文革中也有过精彩表演的余秋雨先生。他干 脆就“雄赳赳气昂昂”地向世纪之交跨过去,把过去的一切全都抛到脑后,管他是对还是错。他的这一策略,使他与文革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淡漠,最后仿佛真的跟文 革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曾经与许多跟我同龄的、或者比我更年轻的朋友交流,他们丝毫不知道余秋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听了我的介绍后如同听天方夜谭,惊讶 得半天合不拢嘴。可见,余秋雨的这一策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遗忘是人类保护自我的一种心理机制。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拒 绝遗忘”是更高层次的精神要求。余秋雨先生在《三十年的重量》一文中,对自己中学时代的一篇获奖作文念念不忘,这是人之常情。然而,让我疑惑的是,为什么 他能够记得中学时代的作品,而完全忘记了青年时代所写的一系列御用的大批判文章呢?
当年,余秋雨所效力的《学习与批判》杂 志,由张春桥、姚文元所控制的“上海写作组”直接管理。这个写作组威震南方,与北京的“北京大学大批判组”和“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三足鼎立,一时间,呼风 唤雨,指鹿为马,无所不为。上海的御用写作班子以“石一歌”为笔名发表大批判文章,所谓“石一歌”者,意思是11个人。(当然,由于前前后后人事方面的变 动,“石一歌”的人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11个人。)这个笔名与北京的“梁效”有异曲同工之妙。(“梁效”者,“两校”也,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余秋雨 少年文章,名动公卿,当然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于是,两个巴掌一拍即合,他成为“石一歌”中最年轻的、“立场坚定”、“有一定理论水平、斗争经验、分 析能力和写作技巧的、有培养前途的革命青年”。据若干余秋雨当年的同事透露说,他在写作组中的态度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因为 他的出色表现和突出成绩,他深受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青睐。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去世和文革的结束,余秋雨也许会走上一条类似于姚文元的飞黄腾达之路 ——他写作大批判文章的才华并不比姚文元低,假如被领袖看上,定然青云直上九千尺。
我重提这段往事,并不是故意与余秋雨先生 过不去,或者抖出他人的隐私来给今天的人们好看。当年参与文革写作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想,作为一个入世不深的青年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是可以 原谅的——在那个既“封建”又“法西斯”的时代,人的选择很多都是身不由己的。在“生存”还是“毁灭”的两难之间,绝大多数人都会不由自主地选择“生存” ——即使是屈辱的、违心的、苟且的生存。设身处地地替那个时代的人们想想,确实是“选择之难,难于上青天”。假如让我生活在那个时代,当专政机器用装满子 弹的枪口对准我的脑袋,*我写文章的时候,我会不会写呢?坦率的说,我很可能、而且有极大的可能会写。所以,我认为,过分地在道德上对逆境中的人的选择苛 求,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然而,当事情过去以后,自己应当怎样面对自己的历史呢?是忏悔、是反思,还是遮掩、伪饰?我认为,对过去的事情持一种什么样的态 度,比事情本身更加重要。
令我遗憾的是,余秋雨先生断然选择了遮掩和伪饰。他在《千年庭院》一文中,似乎不经意地写道:“于是终于有一批学生脱颖而出,冲破文明的制约,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种已经留存不多的顽童泼劲,快速培植、张扬,装扮成金刚怒目。
硬说他们是具有政治含义的‘造反派’其实是很过分的。昨天还和我们坐在一个课堂里,知道什么上层政治斗争呢?无非是念叨几句报纸上的社论,再加上一点道 听途说的政治传闻罢了,乍一看吆五喝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动性。”这种表面的不经意,实际上是经过了周密的酝酿、思索和策划。这是明显地为 红卫兵开脱,并进而混淆文革的本质,将文革归罪于上层少数人的政治斗争。所以,顺流而下,像他这样的参与者也不过是受骗上当罢了,无需承担如何罪责。于 是,在谈到自己的时候,余秋雨则更加明目张胆了:“反过来,处于他们对立面的‘保守派’学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多数只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颠荡中不太 愿意或不太习惯改变自己原先的生命状态而已。我当时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来,一方面是对‘造反派’同学的种种强硬行动看着不顾眼,一方面又暗暗觉 得自己太窝囊,优柔寡断,赶不上潮流。”
这段文字让我无比震惊。这就是那个在《霜冷长河》中高谈阔论关于善良、关于友情、关 于名誉的余秋雨吗?红卫兵真像他所说的那样无辜吗?真的仅仅是“顽童”吗?我在老鬼的《血色黄昏》、《血与铁》中读到过许多血腥的场面,全是红卫兵的杰 作。如果说那是小说,当不得真,那么我们来看看真实的史料吧:
研究文革的学者王友琴女士曾经写过一系列关于文革中学生打老师的文 章,列举了无数残酷的事实——在中小学里,有往老师的额头上钉图钉的,有让老师吃粪便、煤球的,有一把一把地拔老师的头发的,还有将老师打死后扔进开水锅 里去煮的……我相信,对于这一切,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余秋雨先生应当比我知道得清楚。但他为什么要拼命掩饰呢?他为红卫兵辩护,归根结底还是想为自己开脱。 他竭力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辜的“保守派”,然后心安理得地面对“新时代”。
但是,有时导致的结果是越遮盖越张扬,污点往往越描越 黑。尾巴在他没有意识到的时候露了出来。对此,张育杭先生疑惑不解地追问说:“按照并不复杂的经验提示和逻辑思路,早在文革初期就已经对‘造反’之类‘心 灰意懒’,‘赶不上潮流’的余先生,何以到了文革后期竟然突变为‘笔锋犀利’且十分活跃的‘大批判’写作者和‘潮流’中人呢?”(张育杭《灵魂拷问链条的 一个重要缺环》,《四川文学》1999年第10期。)
巧言令色的余秋雨先生如何回答呢?
我与张育杭先生一样,都在翘首以盼。
原文发表于2000年10月1日

走在每一位母亲的情怀里

文/叶倾城

  那天是周末,春日的黄昏有新榨橙汁的颜色与气息。老早就说好了要和朋友们去逛夜市,母亲却在下班的时候打来了电话,声音里是小女孩一般的欢欣雀跃:“明天我们单位组织去春游,你下班时帮我到威风糕饼店买一袋椰蓉面包,我带着中午吃。”

  “春游?”我大吃一惊,“啊,你们还春游?”想都不想,我一口回绝,“妈,我跟朋友约好了要出去,我没时间。”

  跟母亲讨价还价了半天,她一直说:“只买一袋面包,快得很,不会耽误你……”最后她都有点生气了,我才老大不情愿地答应下来。

  一心想着速战速决,刚下班我就飞奔前往。但是远远看到了那家糕饼店,我的心便一沉——店里竟是人山人海,排队的长龙一直蜿蜒到了店外,我忍不住暗自叫声苦。

  随着长龙缓慢地移动,我频频看表,又不时踮起脚向前面张望,足足站了快20分钟,才进到店里。我站得头重脚轻、饿得眼冒金星,想起朋友们肯定都在等我,更是急得直跺脚。春天独有的暖柔轻风绕满我周身,而在新出炉面包熏人欲醉的芳香里,却裹着我将一触即发的火气。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想的,双休日不在家休息,还要去春游,身体吃得消吗?而且还是单位组织,一群半老太太们在一起,有什么好玩的?春游,根本就是小孩子的事嘛,妈都什么年纪了,还去春游?

  前面的人为了排队次序爆出了激烈的争吵,便有人热心地站出来,统计每个人买的数量和品种,给大家排顺序。算下来我是第三炉的最后一个,多少有点盼头,我松口气,换只脚接着站。就在这时,背后有人轻轻叫一声:“小姐。”我转过头去,是个不认识的中年妇人,我没好气:“干什么?”她的笑容几乎是谦卑的:“小姐,我们打个商量好吗?你看,我只在你后面一个人,就得再等一炉。我这是给儿子买,他明天春游,我待会还得赶回去做饭,晚上还得送他去补习班。如果你不急的话,我想,嗯……”她的神情里有说不出的请求,“请问你是给谁买”。

  我很自然地回答她:“给我妈买,她明天也春游。”

  真不明白,当我回答时,整个店怎么会在刹那间突然有了一种奇异的寂静,所有的眼光同时投向我。

  有人大声地问我:“你说你买给谁?”我还来不及回答,售货小姐已经笑了:“哇,今天卖了好几百袋,你可是第一个买给妈妈的。”

  我一惊,环顾四周才发现,排在队伍里的,几乎都是女人,从白发苍苍到绮年少妇,每个人的大包小包,都注解着她们主妇和母亲的身份。“那你们呢?”

  “当然是买给我们小皇帝的。”不知是谁接了口,大家都笑了。

  我身后那位妇女连声说:“对不起,我没想到,我真没想到。这家店人这么多,你都肯等,真不简单。我本来都不想来的,是儿子一定要。一年只有一次的事,我也愿意让他吃好玩好。我们小时候春游,还不就是挂着个吃?”

  她脸上忽然浮现出的神往表情,使她整个人都温柔起来,我问:“你现在还记得小时候春游的事啊?”

  她笑了,“怎么不记得?现在也想去啊,每年都想,哪怕只在草坪上坐一坐晒晒太阳也好,到底是春天。可是总没时间。”她轻轻叹口气,“大概,我也只有等到孩子长大到你这种年纪的时候,才有机会吧。”

  原来是这样,春游并不是母亲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内心深处一个已经埋藏了几十年的心愿。而我怎么会一直不知道呢,我是母亲的女儿啊。

  她手里的塑胶袋里,全是饮料、雪饼、果冻等小孩子爱吃的东西。沉甸甸地,坠得身体微微倾斜,她也不肯放下来歇一歇,她向我解释:“都是不能碰、不能压的。”她就这样,背负着她那不能碰、不能压的责任,吃力地、坚持地等待着。

  我说:“你太辛苦了。”

  她的笑容平静里有着喟叹:“谁叫我是当妈的?熬吧,到孩子懂得给我买东西的时候就好了,”她的眼睛深深地看着我,声音里充满了肯定,“反正,那一天也不远了。”

  只因为我的存在,便给了她这么大的信心吗?我却在瞬间想起我对母亲的推三搪四,我的心,开始狠狠地疼痛。

  这时,新的一炉面包热腾腾地端了出来,芳香像是原子弹一样地炸开,我前面那位妇女转过身来:“我们换一下位置,你先买吧。”

  我一愣,连忙谦让:“不用了,你等了那么久。”

  她已经走到了我的背后,已略显苍老的脸上明显有着生活折磨的痕迹,声调却是只有母亲才会有的温煦和决断:“但是你妈已经等了二十几年了。”

  她前面的一位老太太微笑着让开了,更前面的一位回身看了她一眼,也默默地退开去。我看见,她们就这样,安静地、从容地、一个接一个地,在我的面前,铺开了一条小径,一直通向柜台。

  我站在小径的顶端,目瞪口呆,徘徊不敢向前。

  “快点啊,”有人催我,“你妈还在家里等你哪。”

  我怔忡地对着她们每一个人看了过去,她们微笑地回看我,目光里有岁月的重量,也有对未来的信心,更多的,是无限的温柔。

  刹那间,我明白地知道,在这一瞬间,她们看到的不是我,而是她们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女。是不是所有母亲都已经习惯了不提辛苦,也不说要求,唯一的、小小的梦想,只是盼望有一天,儿女们会在下班的路上为自己提回一袋面包吧。

  通往柜台的路一下子变得很长很长,我慎重地走在每一位母亲的情怀里,就好像走过了长长的一生,从不谙人事的女孩走到了人生的尽头,终于读懂了母亲的心。

就这么段文字,居然看的我眼睛有点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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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这篇

[color=Navy]那一刻地动山摇
■范美忠
  ——5.12汶川地震亲历记
  
  我曾经为自己没有出生在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而痛不欲生!因为我大学毕业十几年的痛苦与此有关,我所受的十七年糟糕教育与此有关。我无数次质问上帝:你为什么给我一颗热爱自由和真理的灵魂却让我出生在如此专制黑暗的中国?让我遭受如许的折磨!但我也曾为自己感到庆幸:我没有出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那样我将可能经历战争的恐怖和非正常丧失亲人的哀痛;我没有出生在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因为以我这种宁折不弯,心口如一的性格,多半会被枪毙了家人还要忍着伤痛上交子弹费;或者誓死捍卫毛主席和红色中国而其实死得一钱不值;或者经历热烈的青春之后却发现自己一无所有。
  当然,十六岁读初三的时候,我通过电视报纸隐隐约约地旁观了那场那一代人不堪回首的运动,但懵懂无知的我并没有感到痛苦,因为当时我还是一个傻瓜,虽然这场运动对我人生轨迹的影响是三年后我经历了噩梦般的一年军训。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难!首先就是大学以后面对商业社会和极权社会的精神分裂的痛苦和欲求自由公正而不得的焦灼与孤独,还有失去家园的生命虚无!但这是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是虚无缥缈的近乎神经质的痛苦,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忧之!我没有遭遇战争,没有遭遇特大洪灾!我怀疑自我与他人的可靠性生命的可靠性但没有怀疑过大地的可靠性,虽然我早就否定了大地作为生命家园的可能。唐山大地震成了遥远的灾难记忆和抽象的死亡数字。但该来的终究要来!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我在离震中映秀最近的都江堰经历了一生中最恐怖的一次经历:5•12汶川8•0级特大地震!
  这一天下午照例是我的IB一年级SL语文课,课前学生和我都感到天气极度闷热,我围着教室转了一圈,把所有的窗户都开得最大。这节课上的内容是《红楼梦》第十三回,照例由学生先讲一遍,但学生不到十分钟就讲完了,我觉得很多地方学生都忽略过去了,又叫学生提问,学生也没什么问题,我只好亲自上阵,在讲到秦可卿给凤姐托梦的时候我问学生:“这是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吗?”学生说:“这是迷信!”我又问学生:“曹雪芹会认为它是迷信吗?凤姐会这么认为吗?”学生说:“不会!因为他们信这个!”我由此循循善诱地启发学生:“我们今天认为包括托梦、算命和风水等是迷信,是因为我们用了现代科学实证主义和理性的眼光来看这些东西,科学和理性有很了不起的地方,但它有它的局限,比如我生命的意义虚无科学理性能解决吗?亲人朋友丧失之痛科学和理性能安慰吗?科学和理性能保证我们幸福吗?因此,很多问题和领域是科学和理性所无法认识或无法解决的,因此不能太过因科学和理性而自负,对宇宙间的神秘力量要保持敬畏……”刚讲到这里,课桌晃动了一下,学生一楞,有点不知所措,因为此前经历过几次桌子和床晃动的轻微地震,所以我对地震有一些经验,因此我镇定自若地安抚学生道:“不要慌!地震,没事!……”话还没完,教学楼猛烈地震动起来,甚至发出哗哗的响声(因为教室是在平房的基础上用木头来加盖的一间大自习室),我瞬间反应过来——大地震!然后以猛然向楼梯冲过去,在下楼的时候甚至摔了一跤,这个时候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难道中国遭到了核袭击?”然后连滚带爬地以最快速度冲到了教学楼旁边的足球场中央!我发现自己居然是第一个到达足球场的人,接着是从旁边的教师楼出来的抱着一个两岁小孩的老外,还有就是从男生宿舍楼下来的一个学生。这时大地又是一阵剧烈的水平晃动,也许有一米的幅度!这时我只觉世界末日来临,人们常说脚踏实地,但当实地都不稳固的时候,就觉得没有什么是可靠的了!随着这一波地震,足球场东侧的50公分厚的足球墙在几秒钟之内全部彤塌!逐渐地,学生老师都集中到足球场上来了,因为是IB二年级毕业考试期间,有些学生没有上课,有的学生正在寝室里睡觉或者打游戏,因此一些学生穿着拖鞋短裤,光着上身就跑出来了!这时我注意看,上我课的学生还没有出来,又过了一会儿才见他们陆续来到操场里,我奇怪地问他们:“你们怎么不出来?”学生回答说:“我们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只看你一溜烟就跑得没影了,等反应过来我们都吓得躲到桌子下面去了!等剧烈地震平息的时候我们才出来!老师,你怎么不把我们带出来才走啊?”“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你们不知道吗?上次半夜火灾的时候我也逃得很快!”话虽如此说,之后我却问自己:“我为什么不组织学生撤离就跑了?”其实,那一瞬间屋子晃动得如此厉害,我知道自己只是本能反应而已,危机意识很强的我,每次有危险我的反应都比较快,也逃得比较快!不过,瞬间的本能抉择却可能反映了内在的自我与他人生命孰为重的权衡,后来我告诉对我感到一定失望的学生说:“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如果过于危险,我跟你们一起死亡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危险,我不管你们你们也没有危险,何况你们是十七,十八岁的人了!”这或许是我的自我开脱,但我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我还告诉学生:“我也决不会是勇斗持刀歹徒的人!”话虽这么说,下次危险来临的时候,我现在也无法估计自己会怎么做。我只知道自己在面对极权的时候也不是冲在最前面并因而进监狱的人。
  这时我开始关心起成都的家人以及小狐和李玉龙的安危,但一开始手机没有信号,显然因为停电,机站也无法正常工作,过了一会儿手机有了信号,也许机站启动了备用发电设备。但这时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的电话根本打不出去,别人的电话也是同样。水、电、通讯和交通中断,我们只好静静地呆在操场里等待,一些学生甚至在如此紧张的时候踢起了足球,我也穿着登山鞋加入了进去,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以这样的从容态度来缓解内心的紧张慌乱!就这样一直等到下午五点,才有老师用微型收音机收听到德阳广播电台的广播:7•8级地震,震中在汶川!跟唐山大地震震级一样!大家目瞪口呆!而震中距离都江堰又如此之近!大家猜测道:“汶川肯定被洗白了!”这时我的一个学生面色沉重,因为他的父母兄弟等亲人都在汶川县城,这时我们还不知道震中是在汶川境内的映秀而不是汶川县城脚下!不知道都江堰其实比汶川县城距震中还近!而汶川跟外面完全失去了通讯联络,交通也完全中断!这个学生告诉我:“汶川经常地震,前年还发生过 6•5级地震,但除了一些老房子汶川的房屋都是按照七级防震修的,因此没有事。但这次都江堰就比前年的汶川地震厉害……”说到这里,这个学生几近哽咽无语!这时我才想起寝室办公室都肯定不能睡了,晚上难道住操场?那也得棉被和衣服啊!如果我回成都,那也需要钱啊!我饶开楼房心惊胆战地回到我的寝室,发现水桶已经从饮水机上被震下来了,放在凳子上的衣服也被震了几件下来,手忙脚乱之中我只拿了钱却忘了拿衣服被子,因为我住的宿舍是修了十六年的房子,洗漱间的墙体和房间的墙体之间早就裂开了一条大缝!所以出来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勇气回寝室了!
  之后我又到前操场闲逛,发现小学部和幼儿园的学生全在那里。卿校长也正在那里,于是我过去跟他聊天。我说:“在我印象中,光亚学校的房子不怎么结实啊!怎么一间都没有倒?”卿校长多少有一些得意地回答:“我们学校的房子修得像碉堡,怎么会倒?我是包工不包料!那些包工头都跟我争,要包工包料,但我坚决不干,我把材料买好!工钱我可以给多点,房子是现浇铸的!地面和墙壁都连在一起!修好我们用仪器检查过钢筋水泥的含量!”原来他也并不是有先见之明,只不过是没有偷工减料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质量保证和防震设计!这样我放心了,连光亚学校的看起来不见得很好的房子都没有倒,那其他地方也不见得有多大问题。这时我陆续收到了郭初阳、吕栋和萝卜坑的询问安危的短信,并且都回复成功,另外给李玉龙的短信也发送成功了并收到了回复,知道他和小狐都没事。这时我才想起,我老家的母亲和兄长姐姐也可能看到都江堰发生地震的新闻而担心,应该给家里一个电话,这时只有座机还可以通,但打的人太多,我等了好久也没等到机会,只好放弃!这时一个步行到市内观察了情况回来的学生说:“都江堰市内挨得惨,百分之二十的房子塌了!光亚学校的房子这次真是经受住了考验!”学校的老师学生一直对光亚学校的房子建筑质量有微词,经过这次地震之后,却不禁对卿校长和他的光亚学校的房子刮目相看!
  这时在成都的校长夫人也回来了,她说:“成都没事,但都江堰聚源中学教学楼塌了,十八个班的学生埋在下面,死了几百人,教育局长跪在那里哭!”又有从聚源镇回来的光亚学校附近居民说:“当时我正在逛商店,跑得快,街道两边的房子瞬间全部倒塌了,我从死尸上跑过,太可怕了!”又有光亚学校学生家长说:“看来多交一点钱质量就好一点,我的孩子在光亚就没事!”
  从下午五六点钟开始,都江堰和成都的一部分学生家长就陆陆续续来到了学校把孩子接回去。我也于九点多搭乘学生家长的车回成都,都江堰的交通堵得一塌糊涂,挖掘机,救护车都没法顺利前进,因为乱窜车道的车太多了!光二环路就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十点多车终于开上了成灌高速,车跑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收到魏勇的短消息:“你还活着就回消息!”我赶紧回复:“我没事我校没事,但都江堰情况严重!”车开出收费站之后我们发现西沿线已经被用作救灾专用通道,车辆从绕城高速绕进城内,然后我打的直接回到家里,家里空无一人,之前我已经收到老婆发来的短消息,知道他们已经避到了附近的华德福学校的空地上,于是我拿了银行卡之后又迅速赶到了华德福学校,发现学校已经搭起两顶大帐篷和十几顶小帐篷,而我的女儿也已经在她的小车上入睡!老婆则正和一些华德福老师和学生家长围坐着聊天,我的突然出现让老婆感到惊喜,因为地震之后我的电话一直打不通,她一直很为我担心!当晚我睡在华德福学校的校车上,身体不得舒展,关着车门感到闷,开着车门又有蚊子,总之是睡得不舒服。半梦半醒之间,又有两次感觉到车在明显地摇晃,因为是在室外,没有心理负担,我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等到六点多,小姨来叫我,说她姐一夜没睡,因为对环境的不适应,因为蚊虫不断地叮咬,小家伙不断地醒来,不断地哭。我们只好赶紧回家。但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对地震的反应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我随时盯着饮用水桶和茶杯,看水是否晃动,坐在沙发上感觉到沙发动了一下,我就会神色郑重地说: “刚才好象又动了!”并准备起身要叫大家跑!实际上杯中水晃动的余震一天之内就有好多次,吊灯晃动的较大余震就有两次!我们已经收拾好衣服,买好干粮,拿着雨伞,站在了门口,随时准备冲下去,但终于没有冲出去,而很多人已经冲出去!因为在外面睡觉太不舒服了,所以13日晚上我们就干脆睡在家里,但由于担忧小家伙,我一直非常警醒,根本就没睡好。我自己跑起来很快,但如果抱着小家伙呢,那就未必!而且慌乱中很可能摔跟头,所以必须反应快才能争取时间,大意不得!实际上我推断,余震不可能超过5•12的震级,既然5•12成都都没危险,那么之后的余震成都就肯定没危险。但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猛烈地震的成都市民显然都吓坏了,他们制造出来的紧张气氛也感染了我!我也跟着紧张不已!这一天中午又接到李勇的短消息,通知说赶紧储水,因为都江堰化工厂泄露,成都的水源已经被污染!于是大家又手忙脚乱地找出坛坛罐罐来储水!我想水不能用怎么得了?于是赶紧叫送水公司送五桶水,结果他们那里已经只剩两桶水了!而商场里人们也正在抢购矿泉水!这时我已经考虑是否撤回老家隆昌或者干脆撤离到老婆兄弟所在的昆明!打开电视,电视台正反复辟谣,说没有华工厂泄露这回事,成都的用水没有问题!照理说我该放心了,但由于我党说谎成性,就算它这次说的是真话我也不敢相信,于是一个电话直接打到正在都江堰的卿光亚校长那里,他说:“没有化工厂泄露,是煤气爆炸引发火灾!”我这才放心了!
  一连两天没有吃到舒服的饭菜,十四日上午我终于用心做了一顿三菜一汤,热气腾腾,色香味俱全的菜已经做好摆在桌上,而番茄蛋花汤也快烧好了,这时却突然接到小狐的电话,说一到两点之间有大的地震,通知我赶紧撤出,我一看时间已是一点十六分,大地震随时可能发生,我马上把火关了就就叫大家赶紧走!老婆却还对美味恋恋不舍!而小姨的五岁小儿子则舍不得刚煮好才吃了一两个的汤圆!我哭笑不得,与生命相比,一顿美餐一碗汤圆算什么?真要是突然发生破坏性地震,这样婆婆妈妈还来得及啊?女人和小孩一样非理性和缺乏决断!匆匆赶到华德福,那里又已经汇集了不少学生和家长。天空下着小雨,我们就一直坐在大帐篷下面,因为很多小孩在那里吵闹,小家伙一直睡不好,好象心情很郁闷!过了一会儿,我们感觉到了两次较为明显的晃动。我估计震中震级是五六级左右,对震中地区的人来说依然需要担心,但震级从震中到成都一般要衰减两级,也就三四级吧,有什么问题呢?大家实在是太恐慌了。由于晃动过于轻微,我们甚至判断大的地震还没到来,一直等到下午五点多,我和老婆终于决定回家了。因为就算我们可以忍受这样的环境,小家伙已经无法忍受了。十四日晚上仍然鼓起勇气睡在家里,顾虑到家里人尤其小家伙,我依然随时保持警惕,依然在半梦半醒之间,这时我才感觉到,我关心家人尤其关心自己的女儿远胜过我的学生!当晚十一点钟左右,又发生了一次较强震,住在我家里的三个不到一岁小孩的母亲反应神速,都抱着小孩冲出了房间,而同一个小区的其他人已经基本都下楼了。我一看震动已经逐渐平息,就叫大家别出去,但我不放心,就叫他们放心睡,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守夜,就这样熬了一个通宵。以后几天就在这样的惊惶中度过,连日来的紧张担忧,彻夜不眠,我感到疲惫不堪。我感觉,恐怕大地震还没有来,而我们自己已经崩溃了!真是对即将到来但却不知什么时候到来的恐惧的恐惧才是最恐怖的!十七日晚上我开始放心睡觉,十八日那天我甚至已经很放心了,不再因自己的凳子动了一下就疑神疑鬼,眼睛随时盯着水杯!当天晚上我已经睡得非常舒服,感觉到精力已经恢复大半了。那知晚上十来点钟,又看到小区里的人纷纷往外逃窜,并说:“电视里通知,今明两天有六到七级余震!”我赶紧打开电视一看,果然电视里正反复播放紧急通知!好多朋友也打来电话通知,气氛一下子显得非常紧张!我又冷静地进行分析,我说“顾名思义,余震区是指发生余震的地区,而成都显然不在余震区,既然如此,就不应该担忧!”老婆则坚持要出去,她说:“电视里又没说成都除外!你又不是地震专家!”考虑到家里住着三个小孩子,为了他们的安全,我终于还是决定大家一起出去,这时大街上已是一片混乱!这天晚上又是在华德福校园里过夜!而小家伙则显得很兴奋,几乎一夜没睡,并哇拉蛙拉地不知发表些什么感想!睡在旁边的华德福外籍教师提醒小声一点,没想到这小家伙却更加大声地“哇啦哇啦哇啦哇……”大家都笑了起来!小孩子是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的,他们只是觉得好玩!这天晚上又是在车上睡了三四个小时,将近十天的紧张疲惫,我的身体终于拖垮了,鼻塞头疼,显然是得了重感冒!幸运的是,地震似乎终于过去了!接下来的时间地震的频度和强度都在下降,也许可以逐渐安心了吧?[/color]

然后是这篇
[color=Purple]“先跑老师”表白激怒网友
  ■新快报记者 陈杨

  “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近日,北大毕业后在四川一所中学教书的教师范美忠这番地震后的“表白”在天涯论坛掀起轩然大波,不少网友认为,地震了老师先跑了是一种本能,无可厚非。但范美忠还要“洋洋自得”地自我表白,实在不明智。

  网友“五岳散人”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观点:这事范先生做的不能说是错的,为自己的行为做解释也没问题,但你在这里说出来并且洋洋自得,虽然有言论自由的底线管着很多人想抽人的冲动,毕竟是件异常傻的事情。

  事件回放 地震了老师先跑了

  5月22日,范美忠在天涯论坛写下了《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一文,文中细致地描述了自己在地震时所做的一切以及过后的心路历程。

  据描述,范美忠当时正在四川都江堰光亚学校上语文课,课桌晃动了一下,但范根据对地震的一些经验,认为是轻微地震,因此叫学生不要慌。但话还没完,教学楼猛烈地震动起来。

  “我瞬间反应过来———大地震!然后猛然向楼梯冲过去。”后来,范美忠发现自己是第一个到达足球场的人,等了好一会才见学生陆续来到操场,随后他与学生有一段对话:

  范:“你们怎么不出来?”

  学生:“我们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只看你一溜烟就跑得没影了,等反应过来我们都吓得躲到桌子下面去了!等剧烈地震平息的时候我们才出来!老师,你怎么不把我们带出来才走啊?”

  范:“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你们不知道吗?上次半夜火灾的时候我也逃得很快!”

  接着,范美忠对一位对他感到有些失望的学生说道:“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如果过于危险,我跟你们一起死亡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危险,我不管你们你们也没有危险,何况你们是十七八岁的人了!”

  范美忠写道:“这或许是我的自我开脱,但我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我还告诉学生,‘我也决不会是勇斗持刀歹徒的人!’”这些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论坛上炸开了锅。

  范美忠:

  牺牲是选择不是美德

  事后,范美忠又发表了一篇《我为什么写〈那一刻地动山摇〉》,并对网友的部分问题做了回答:我这些话在回去上课之后还会跟学生说也会跟其他人说。告诉学生也告诉其他人,你自己的生命也很重要!你有救助别人的义务,但你没有冒着极大生命危险救助的义务,如果别人这么做了,是他的自愿选择,无所谓高尚!如果你没有这么做,也是你的自由,你没有错!先人后己和牺牲是一种选择,但不是美德!从利害权衡来看,跑出去一个是一个!

  昨晚9时27分,范美忠在天涯回应了网友的指责,他表示跑之前自己确实该喊一声,“下次有经验了。但不希望有下次!”

  他说:“尚未跟更多学生特别是当时在我班上的学生深入讨论这件事,尤其没跟家长讨论,他们如果骂我我绝不介意!我希望听到学生家长的真实想法。也许这样对判断我的行为和真正确立合理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以及探讨出最合理的应对策略都是有益的。”

  丢下学生先跑是否不尽职?

  网友“yiping1914”: 如果范先生面对的是未成年的学生,无论如何有必要喊一声:“快跑!”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章第四十条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和公共场所发生突发事件时,应当优先救护未成年人。” 这里应当不是单指一个无形的法人,而是包括所有的工作人员。就责任来说,范先生失职了,不适合当老师。

  网友“杜01”:教师不一定有救助学生的义务,老师也是人,首先做到的应该是设法活下来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基本上大伙儿都是缺陷累累的人,谁也不会傻到舍己为人当雷锋,只不过略懂人情世故的,当时提醒学生一句就算给自己良心有个交代了。

  观点PK

  网友对这段文字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不少网友质疑范先跑掉不但没有尽到教师的职责,而且还“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实在过分。但也有一些网友认为不应该对他过于苛刻:毕竟老师也是普通人,遇到危险保护自己是人的本能,而且,范能在网上公开自己的所做所想,至少说明他是个诚实的人,勇于直面自己的人。

  直面内心还是不知羞耻?

  网友“押沙龙”:如果一个人真的碰到灾难,撇下母亲自己跑了。当然不能说大家就应该把他骂死,但如果他真是毫无愧色地高谈阔论自己当时的机智,难道真的不是无耻的一件事?人做了错事,不应该愧疚而死,但应该愧疚;因为很简单,我们脆弱的人性就是这样,会软弱,但也会愧疚。

  网友“狂风怪回来了”:平心而论,楼主的行为很可能是未经受过必要训练的普通人大多数的临机反应模式。试想,若易地而处,我们每一个人是否必定不会如他一般行动呢?他原本可以保持沉默,但他没有,说明他能直面内心,难能可贵。

  个人资料

  范美忠,1997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到自贡蜀光中学当教师,不久他因为课堂言论辞职,后辗转深圳、广州、重庆、北京、杭州、成都从事媒体、教师行业,曾在《中国经济时报》、《南方体育》等媒体任编辑,发表过《追寻有意义的教育》、《〈过客〉:行走反抗虚无》、《〈风筝〉:灵魂的罪感与忏悔意识》、《用观念打败观念———读〈哈耶克传〉》,在天涯BBS,新浪读书论坛,第一线教育论坛等都可以搜索到范美忠的文章。现任职于四川都江堰光亚学校。

  
  争议范美忠

  朋友:

  他到中学教书是个错误

  我至今仍然认为范美忠到中学里教书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他是个教育“疯子”,特别想在自己的教学过程中实践自己对真正的教育的研究。但中国的教育现状对他这样的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人,大门紧闭着。可以说,作为中学教师,他至今的尝试是失败的。

  学生:

  他比所有老师都看得远

  他(范美忠)大谈鲁迅、穆旦、陀斯妥耶夫斯基,告诉我们卡夫卡、艾略特、王国维。他觉得我们是那么的糟糕,却又坚持不懈地灌输给我们那些值得和需要了解的名字,仅仅是为了我们上大学后不会像他当年一样“像个白痴”。从这一点说,他比其他任何一位老师都看得远、为我们考虑得远,因为他没有任何功利的追求。[/color]

接下去然后是这篇
[color=Maroon]极品二逼
■刘原
先来澄清一桩我认为有点重要的事情。有个著名的“逃跑教师”今天上了报纸,在他的简历里,写着曾经担任南方体育编辑。南方体育出身的天涯黑总问我可认识此人,我说不认识。为了谨慎,我特意询问了南方体育资历最老的小胖子李志刚,他见证过南方体育存活的5年间,每一个曾经到达和离去的人。他坚决地说:没有这个人。

这二逼一贯地装逼,他只顾自己逃生,原本不必太多苛责,灾难面前没谁要求每个人都是勇士。但这逼一回到阳世就开始找抽,说即便是他老母他也不会去救,还得意洋洋地在课堂上吹嘘,在网络上吹嘘,真是够贱。

我已经向新快报的朋友提出抗议。我说:那逼不是南方体育的。南方体育虽然死了,但是,没出过这种孬人。

南方体育那班兄弟们,至少已经有三位入川:李志刚、严志刚、龚晓跃。上述三位的勇气,至少要比那姓范的二逼强许多。[/color]

最后加上这篇

[color=Green]代已逝的南方体育报发布沉痛讣告
■刘原
经过很多很多坨的人肉搜索,现在可以确认:那个连老母都不救的范美忠,的确在南方体育干过。虽然只干了一个月,但干过就是干过,进去一个月和进去十个月都是一样的干过,进去一厘米和进去十厘米都是一样的干过。我代表南方体育的弟兄们,沉痛地接受这一现实。同时就我本人的博客,亦向广大网民致歉,这个极品的确是南方体育出的。

比我八卦N倍的魏寒枫向龚晓跃求证,龚说:“范老师是当时集团压下来的一北大博士,干了一个多月吧就让我炒了。”

但网上说范老师是本科生,所以龚的说法是否确切,还需要进一步地人肉一下。

明天我准备打电话问南方报业人事处问一下。哈哈。

南方体育出过许多极其诡异的人,都怪得不行,单独拎出来,都是极品,当然,我说的是个性。当然,也包括他们的文字。这帮妖气的人组成了这张妖气的报纸。现在又冒出一范老师,虽然他只呆过一个月,但我认为,他比南方体育其他人都要极品。

顺带说一句,我当年也算是很有个性的,但是在南方体育,我几乎算是最接近正常人的了。

能够跟范老师这样极品做过同事,实在是我和南方体育同人们最大的荣幸。难得范老师向新快报记者介绍自己履历的时候没忘记说自己在南方体育呆过一个月。虽然,那只是一个月的经历,简称月经。

顺手推荐一下龚晓跃的最新博客:http://www2.tianyablog.com/blogger/post_show.asp?idWriter=0&Key=0&BlogID=238831&PostID=14050269。我推荐的理由是我看不懂,像我这么又纯又天真的人,他写的是啥,我懂个鸟。大家看看这些不知所云的文字,就会知道,前南方体育老板,也是一极品。[/color]

外加一篇
[color=Red]27日下午五点
■龚晓跃
  真相是没有的,
  教训是没有的,
  反思是没有的,
  责任也是没有的,
  良心是绝对没有的。
  
  眼睛是没有的,
  鼻子是没有的,
  耳朵是没有的,
  嘴巴也是没有的,
  良心是绝对没有的。 [/color]

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

这是近日网上和手机短信传播颇广的一首诗,贴过来跟大家分享。

《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
——为地震死去的孩子们而作

(作者不详)
孩子,快
抓紧妈妈的手
去天堂的路
太黑了
妈妈怕你
碰了头

抓紧妈妈的手
让妈妈陪你走

妈妈

天堂的路
太黑
我看不见你的手
自从
倒塌的墙
把阳光夺走
我再也看不见
你柔情的眸

孩子
你走吧
前面的路
再也没有忧愁
没有读不完的课本
和爸爸的拳头
你要记住
我和爸爸的模样
来生还要一起走

妈妈
别担忧
天堂的路有些挤
有很多同学朋友
我们说
不哭
哪一个人的妈妈都是我们的妈妈
妈妈
哪一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孩子
没有我的日子
你把爱给活的孩子吧
妈妈
妈妈
你别哭
泪光照亮不了
我们的路
让我们自己
慢慢地走
妈妈
我会记住你和爸爸的模样
记住我们的约定
来生一起走!

续:(这几天看这些沉重的东西太多了,眼泪经常打转,我都给忍回去了,这则没忍住。)

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

抢救人员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死了,是被垮塌下来的房子压死的,透过那一堆废墟的的间隙可以看到她死亡的姿势,双膝跪着,整个上身向前匍匐着,双手扶着地支撑着身体,有些象古人行跪拜礼,只是身体被压的变形了,看上去有些诡异。救援人员从废墟的空隙伸手进去确认了她已经死亡,又在冲着废墟喊了几声,用撬棍在在砖头上敲了几下,里面没有任何回应。当人群走到下一个建筑物的时候,救援队长忽然往回跑,边跑变喊“快过来”。他又来到她的尸体前,费力的把手伸进女人的身子底下摸索,他摸了几下高声的喊“有人,有个孩子 ,还活着”。 经过一番努力,人们小心的把挡着她的废墟清理开,在她的身体下面躺着她的孩子,包在一个红色带黄花的小被子里,大概有3、4个月大,因为母亲身体庇护着,他毫发未伤,抱出来的时候,他还安静的睡着,他熟睡的脸让所有在场的人感到很温暖。 随行的医生过来解开被子准备做些检查,发现有一部手机塞在被子里,医生下意识的看了下手机屏幕,发现屏幕上是一条已经写好的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看惯了生离死别的医生却在这一刻落泪了,手机传递着,每个看到短信的人都落泪了。

爱尔兰:相爱100年,只要6元钱

◎文/张贤

[color=Maroon]  爱尔兰是全世界结婚率最低的国家,作为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国度,这个国家是禁止离婚的。很多适逢婚龄的男男女女大都选择观望,迟迟不去婚姻登记部门办理手续。所以,在爱尔兰流行不婚和晚婚。
  林东在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又工作了两年,方才办理下来了我的签证手续。等到我终于获准可居留后,距离当初他前往爱尔兰已是7年。我和林东都明白结婚意味“终身监禁”,不管将来是否幸福,都不得不搭进去一辈子。可我和林东都已经等不及了,再拖上几年,到时候有了孩子是像儿子还是像孙子?不行,得马上结婚。
  和林东手牵手走进了笼罩着神秘色彩的都柏林市政府机关办公室大厅。顺着箭头指示找到负责办理结婚手续的“入口处”,迎面是一个硕大的液晶显示屏,上面对结婚须知等注意事项作了详细的说明:本处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不办理离婚手续,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爱尔兰公民只能和自己唯一的配偶厮守一生,因为本国实行期限婚姻制,男女双方在缔结婚约时可根据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协商决定婚姻关系的期限,婚姻期限从1年到100年。在本处登记备案后生效,期限届满,婚姻关系即告终止,双方当事人如有继续共同生活的愿望,可办理延续登记,延续婚姻关系……
  这完全出乎了我们的意料,在决定结婚前,我们谁都没有事先来入口处询问过,身边的朋友也没有提醒我们爱尔兰实行的是期限婚姻—我俩呆立在那里,有点像两个被宣告了死刑的囚犯忽然获悉可以无罪释放的解脱。
  这婚还结不结?当然结。那么,结多久?这是个问题。入口处的“生意”格外冷清,除了我们俩再没有别的光顾者。工作人员看我们俩变脸一样地转换表情,也不催我们,示意我们自己去触摸屏前面商量选择。
  站在办理婚姻登记手续的触摸屏前,我们根据系统提示分别输入了个人情况。系统经过核实后确定了登记结果,然后要求我们双方协商选择婚姻期限,可选择 1~100年不同的期限,并且显示出一行红色的小字:“系统说明:由于办理婚姻延续的费用较高,请选择你认为最适合的婚姻期限。”我和林东有点发懵,本来是横下心豁出去这一辈子了的,可面对自由选择期限的时候,我俩那点信心又都动摇了。林东小声道:“要不,我们先结1年试试?”心里有点不爽,恋爱10年了临到结婚了才选1年?林东看我面色不善,赶紧补充:“我估摸着这玩意按年收费,时间越长越贵,大不了明年再来续嘛……”
  好像想想也不错,去超市买点心还能试吃呢。不就是1年么,万一不合适,对双方都好。我俩对视了一下,终于一起选择了最短的1年期。系统立即予以确认: “双方婚姻关系成立,婚姻期限1年。”接下来,进入结婚登记我们最关心的最后一个程序,系统显示出办理1年期限婚姻登记所需要缴纳的费用—“结婚证书工本费2000镑!”
  我们都有一种想砸了这台机器的冲动,2000镑,折合人民币26000多元,抢钱呀!这几乎是我们俩一个月收入的总和了。虽然已经被提示过费用不菲,但这个价码还是太过分了。很不情愿地刷了信用卡,于是,两本如同法典般厚的结婚证书便摆在了面前。
  有没有搞错?结婚证而已,需要搞得像《辞海》这样厚吗?我拿起一本打开来细看,第一页上这样写道:“为保证双方当事人适当履行婚约,顺利完成l年期婚姻期限,特此明确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权利义务。”下面则分十二编、三百六十五章、两万一千九百款详细地规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
  林东有点庆幸地对我说:“幸亏我们选择了1年期,如果选择100年期,结婚证书还不得车拉船载,那工本费至少得花上百万。”我们悻悻地回家,捧着沉重的结婚证书,嘴里咒骂着该死的入口处,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尽管可以期限结婚,但爱尔兰的结婚率还是这么低了—这样的收费,有人心甘情愿结婚才怪。
  完全不实用嘛!我俩下定决心摒弃了这两本结婚证,决定中为西用,领着爱尔兰的结婚证过中国式婚姻。我累了他就多做点儿,他太辛苦我多担待点儿。工作赚钱过日子,一年时间也没有什么吵吵闹闹,转眼就到了该续约的时候了。
  打电话回国咨询民政部,结果很让我们沮丧,因为我俩都办理了移民手续,已经加入了爱尔兰国籍,因此不能在中国拿9块钱的结婚证。我们很肉痛地决定把打算买车的10000镑先用掉,先续个5年。
  这次可就轻车熟路了,我发现触摸屏上有个费用查询按键,一时好奇就点击了一下,我倒想看看最高期限100年的结婚手续到底要多少钱。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100年期结婚证的工本费仅为50便士—0.5镑,折合人民币6块多钱。“这怎么可能,准是系统出了故障。”林东嘴上说着,右手按下了证书预览按钮。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百年期结婚证书只是一页薄薄的粉红色纸片,上面写着这样几行文字:“尊敬的先生、太太:我不知道我的左手对右手、右腿对左腿、左眼对右眼、右脑对左脑究竟应该享有怎样的权利,究竟应该承担怎样的义务。其实他们本就是一个整体,因彼此的存在而存在,因彼此的快乐而快乐。最后,让这张粉红色的小纸带去我对你们百年婚姻的美好祝愿!祝你们幸福!都柏林首席法官:吉米·里莫”
  我看着林东:“敢选不?”林东也盯着我:“你决定了吗?这一下按下去,咱俩可就真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再也甭想分开了!”我点点头,有点舍生取义的慷慨:“我豁出去了,这辈子就跟定你了,将来你别让我为了现在的决定后悔。”林东笑了,拉着我的手一起点下“100年”的选项。
  揣着那张薄薄的粉红色纸片,我和林东直奔车市买了辆全新的宝马轿车,驰骋在都柏林的街头,我忽然觉得开车的林东从未像现在这般帅气过—这辈子,他将是我唯一的爱人,我们已经孤注一掷没有了退路,可婚姻这东西,往往也只有在破釜沉舟的时候,才能绽放出最灿烂的光辉—两个人去结婚,有谁不是打算厮守终身白头偕老的呢?[/col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