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经历不完全调查

余秋雨文革经历全调查
发表日期:2004年12月29日      作者:annie


1972年,“石一歌”成员余秋雨(左一)、孙光萱(左二)等在华东师大校园内。
(图片由孙光萱提供)

□本报驻沪记者 张英
□实习生 王炜 许维

余秋雨新作长篇“记忆文学”《借我一生》在《收获》2004年第4期转载,7月22日,本报发表了对余秋雨专访《余秋雨有话说》《质询传媒余秋雨七问》。文章在文化界激起了强烈反响。
作为社会公共平台,本报一直在新闻报道中力求公正和客观,本着对历史对事实负责的态度,记者对相关历史事实进行了调查,力求在证据之上呈现事实真相。

  “批判斯坦尼”的论文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是前 苏联导演、演员和戏剧理论家。新中国的文化艺术受到了苏联文化艺术的影响,当时的电影和戏剧界很多导演和演员都信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1950年代,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生列斯里在中国进行了演讲,由孙维世陪同并翻译,在中国戏剧界曾轰动一时。当时中国已翻译出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自传《我的艺术生活》 等文集。

1963年8月,16岁的余秋雨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据余秋雨的同班同学桂未明(现《萌芽》杂志副主 编)的回忆,能够考上那一届的戏剧文学系学生的实力都很强:900多名学生报考,参加了3场考试,最后正式录取了30名学生。这些学生中间包括巴金的女儿 李小林(现《收获》杂志主编)和因剧本创作出色由郭沫若推荐从中国科技大学转学来的曲信先(原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现已退休)。

按照正 常时间,余秋雨这一届戏剧文学系应该在1968年7月毕业。但是由于高校停课闹革命,拖到了11月份,才宣布他们大学毕业。虽然毕业了,和66届、67届 毕业生一样,余秋雨所在的68届并没有马上分配工作,处于等待分配工作状态。在此期间,在他人的推荐下,加入了一个“批判斯坦尼”的小组。

 

 “石一歌”作品《鲁迅传》的日文版

  1966年2月,为推动京剧革命、搞样板戏清除理论障碍,江青在林彪委托的一次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批判前苏联的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下简称斯坦尼)的表演理论体系。

为什么要批判斯坦尼呢?根据当时上海“写作组”成员胡锡涛发表在2000年6期的《今日名流》杂志上的《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文革”中余秋雨及上海 写作组真相揭秘》(以下简称《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文章中的回忆,是因为斯坦尼的理论核心是讲“自我出发”,江青的京剧革命是讲从工农兵出发,两者相冲 突。故此,秉承江青的意思,姚文元打电话给“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以下简称“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要求他组织人马批判斯坦尼。

朱永嘉随后找到了从复旦大学调到“写作组”的胡锡涛。在谈话中,因为没有全部看过斯坦尼的书,另外也担心因此得罪戏剧界,胡锡涛推掉了朱永嘉请他写这篇 文章的要求,向朱永嘉提出了请《文汇报》的何倩出面组织上海戏剧学院的行家来写批判斯坦尼文章的建议。朱永嘉同意了,但是怕万一别人写不成,要求胡必须接 手。

就这样,由《文汇报》的何倩等出面组建的“批判斯坦尼”小组成立,上海戏剧学院的讲师徐企平、毕业生余秋雨等5人进入了这个小组工作。第一稿由小组成员中一位来自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作者写就。

1968年10月31日,在《文汇报》社的专门讨论会上,因为对初稿不满意,朱永嘉让胡锡涛也参加这个小组,并指定胡负责到底。胡锡涛正式进入“批判斯坦尼”的小组。何倩在对胡锡涛介绍小组成员的时候说,5人中“最能写的是余秋雨”。

在胡锡涛的安排下,小组的工作分为三步走。一、通读斯坦尼全集,分工摘录观点、汇编资料,印成小册子;二、让余秋雨重写初稿,试试他的笔力;三、如果余秋雨初稿不行,再由胡锡涛自己写。

因为胡锡涛让余秋雨写初稿,还引发了其他人的不满。后来的结果是余的初稿“不是大批判文章,而是一篇学术论文,文笔流畅生动,却毫无批判力度”(胡锡涛语)。

无奈之余,胡锡涛只得自己另起炉灶,在《文汇报》顶层,花了3个月,先后写了两稿,才获得通过。此文发表在1969年的《红旗》杂志6、7期合刊上。文章的开头被姚文元加上了一段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里的话。

任务完成,这个组就解散了。尽管余秋雨的稿子被胡锡涛毙掉,但他给胡锡涛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余秋雨)的稿子文笔漂亮,而且内容扎实,从理论史的角度分析斯坦尼的体系的特点与缺陷。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只须删掉一些应景文字,放在今天的学报上也能够发表;但是作为一篇批判文章,在那个特殊年代就不合适。”

按照规定,待分配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都要到农场参加劳动,等国家分配政策下来以后,学校才能够把分配工作提到日程上来。

余秋雨所在的班级集体下乡劳动的地方是苏州吴江解放军农场。“余秋雨劳动卖力,能挑很多稻谷,因为劳动表现出色,他先是调到连队当文书,后来再调到营 部。因为当时我所在的排长以上的官都是军人,所以余秋雨能够很快离开连队,脱离一线,惟一的解释就是他劳动表现好。”当时的曲信先,因为患了肝炎,到农场 晚了两个月,还为不能和同学们参加劳动而懊悔。

此时,按照当时有关的政策规定,学生们也开始拿工资了,每人的工资是48.50元。因此,桂未明回忆说,当时有同学据此戏称自己是“4850部队”。

直到1972年底1973年初,上海戏剧学院才开始正式为余秋雨那届毕业生分配工作。余秋雨留校工作。

“石一歌”里小阿弟

   “《鲁迅传》写作小组”的工作地点在复旦大学学生宿舍10号楼的一层103、104室,为“写作组”文艺组的下属组织。最早的成员有高义龙、陈孝全、吴 欢章、江巨荣、周献明、夏志明、林琴书、邓琴芳、孙光萱、余秋雨、王一纲,小组成员共11人。“石一歌”(“十一个”的谐音)的笔名也因此而来。“《鲁迅 传》写作小组”也借调过一些人员,下设一些资料小组等。1973年,因为学生毕业和工作调动,剩下陈孝全、孙光萱、夏志明、江巨荣,后来陆续补充了吴立 昌、刘崇义、曾文渊,共七人。

1972年1月3日,68届毕业生余秋雨因为写作组的胡锡涛推荐,成为“《鲁迅传》写作小组”的成员。

1971年,周恩来总理陪同埃塞俄比亚塞拉西皇帝到上海访问,在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的谈话中,询问上海有没有学鲁迅小组。周总理说,鲁迅在上海战 斗了十年,最光辉的十年,上海应该有这样的小组。林彪“自我爆炸”后,江青抛出了毛泽东给她的一封信,内有“我的心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要严于解剖自 己”。从此学习鲁迅开始掀起高潮。

1971年11月29日,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授意朱永嘉,“是不是写一个《鲁迅传》?两 万字也可以。”据原写作组文艺组成员徐缉熙介绍,当时的写作组已经承担了上海市委宣传部的职能。所以这件事就交给写作组来组织。朱永嘉立即着手物色人选, 组建班子。人员由“写作组”另外一位负责人徐景贤(后成为上海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亲自审批。

由于研究鲁迅的人在上海并不多,所以只 能找一些中青年的鲁迅研究工作者。初选人马主要来自上海各个文化教育单位,有文科大学的现代文学教员,年纪都在40岁左右。朱永嘉觉得这些人年龄偏大,希 望有才华的年轻人加入,胡锡涛就推荐了68届毕业生余秋雨。后来因为想培养自己的理论队伍,先后又有中学教师、文化系统的干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工农兵学 员加入到这个小组里来。

在行政上,“《鲁迅传》写作小组”直接受“写作组”文艺组领导。吃住都在复旦大学,后勤工作由复旦负责。

在第一次会议上,朱永嘉提出,“要有一家之言”,要求“我们这个集体一定是要战斗的”。1972年1月3日正式住到复旦的11个人中,除来自“写作组”(借调工作)的高义龙外,其它人分别为陈孝全、周献明、夏志明、孙光萱、余秋雨等人,其中只有4个工农兵学员。

由于年代久远,关于余秋雨和“石一歌”之间,不同的当事人有着不同的回忆。胡锡涛在《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一文中写道:“石一歌”确实是“十一个”的谐 音,但是余秋雨并不是十一个中的一个。“石一歌”产生时,余秋雨尚未报到。外界把余秋雨当成“石一歌”,或看成是“石一歌”的主力,纯属误会,瞎猜。他入 围后,曾“参与讨论或修改‘石一歌’的文章,没啥了不起”。

当年“石一歌”成员孙光萱回忆说,“原‘石一歌’组长陈孝全(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曾经对我谈到了‘石一歌’署名一事,陈孝全说他在前一天晚上和余秋雨讨论‘石一歌’这个笔名时,余秋雨还曾建议易‘歌’为‘戈’呢!”

因为在“石一歌”只呆了一年多,余秋雨参与的工作并不多。当年“石一歌”成员高义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包括余杰,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好像余秋 雨一开始就很有名。其实当时余秋雨进入‘石一歌’的时候,是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从年龄上看,是我们的小阿弟。在他呆的一年多时间里,参与了《鲁迅小说 选》、《鲁迅杂文选》、《鲁迅诗歌散文选》、《鲁迅书信选》的编选工作。他的工作不重要。”

经核实,在“石一歌”工作期间,用余秋雨为名发表的有一篇文章。1973年第3期《学习与批判》(1973年11月出版)上发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署名为“秋雨”。

另外,《朝霞》丛刊第一期(1973年5月第1版)300页到318页发表了《鲁迅在广州》一章。这一篇文章是余秋雨独立负责撰写。在《借我一生》里也得到了余秋雨的确认。

另外一件事与《鲁迅传》有关。对“石一歌”清查的当事人回忆证实,12万字的《鲁迅传》初稿完成以后,送给了当时写作组的核心(后为王洪文的政治秘书) 肖木,肖木看完以后,向张春桥汇报说,生动不如王士菁(当时的鲁迅研究专家,著有《鲁迅传》),深刻不如姚文元(指姚文元所著《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 巨人》一书)。张春桥听了以后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当肖木这个意见传下来以后,我们当时很郁闷。虽然这个时候余秋雨已经离开了‘石一 歌’,上调到写作组文艺组,负责联系‘石一歌’。但是领导还是决定由余秋雨来改写,因为余秋雨在写作上有独特的方法。我们高校的老师和理论研究工作者,习 惯于引鲁迅的一段话再发挥发挥,这样看就论文不像论文,传记不像传记。余秋雨有一个巧妙的办法,他把鲁迅的思想化成动作和细节,这样一来不就生动了嘛,化 来化去,细节和动作多了,这样不就好看了嘛。结果他修改出来的《鲁迅传》,肖木看了以后说很不错。”孙光萱、徐缉熙对记者说。

事实 上,从1972年1月到1977年初,“《鲁迅传》写作小组”存在了5年。“《鲁迅传》写作小组”在“写作组”文艺组的指导下,配合全国当时的政治形势需 要,以“石一歌”、“石望江”(为“《鲁迅传》写作小组”正式成立前所用笔名,为四个人望黄浦江的谐音)、“丁了”(即稿子定了的谐音)为笔名发表了《学 习鲁迅,痛击右倾翻案风》、《投一光辉,使群魔嘴脸毕现》、《不断清除革命队伍中的蛀虫》、《学习鲁迅反复辟斗争的韧性战斗精神》、《坚持古为今用,正确 评价法家》等84篇文章。

“《鲁迅传》写作小组”还主编了《鲁迅年谱》和《鲁迅读本》(含《鲁迅小说选》、《鲁迅杂文选》、《鲁迅诗 歌散文选》、《鲁迅书信选》等4本,1972年9月,内部出版第一版),撰写了《鲁迅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版)、《鲁迅艰苦奋斗的生活 片断》(1975年9月第1版)。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对“石一歌”小组的工作进行了清查,在《关于〈鲁迅传〉小组(石一歌)的清查报告》)中有如下结论:
在“四人帮”的所谓“批儒评法”、“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一系列阴谋活动中,起到了配合作用,特别是在“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纲领的喧嚣当中,石一歌写了 不少文章,流毒很广。《鲁迅传》小组是张春桥、姚文元授意其余党朱永嘉,假借毛主席、周总理号召学习鲁迅的名义搞起来的。

《鲁迅传》 在观点上的主要错误是歪曲鲁迅批孔的事迹,把周扬等同志当作了敌人。“四人帮”余党为了配合所谓“批林批孔”的需要,特意下令把《鲁迅传》中鲁迅后期的一 章《再捣孔家店》提前抛出。这一章由鲁迅传小组写出初稿,由原系鲁迅组成员后调写作组文艺组的余秋雨同志作了大改。在这一章中,把鲁迅反帝反蒋的一九三四 年几乎写成了“批孔年”,文章从鲁迅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四篇文章中,断章摘句地加以拼凑,得出所谓鲁迅总结的关于“尊孔”与“卖国”的规律。在《鲁迅 传》最后一章《鞠躬尽瘁》中,也依照“四人帮”的调子,对周扬、夏衍等同志加以不少诬陷不实之词。

另外,该书在材料方面也有不少失实之处,有的主观想象,形而上学,有的粗枝大叶,不作调查。所有这些,和该组受“四人帮”恶劣学风和文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除上述的错误文章外,未发现政治错误。

写作组的三年半

   “写作组”全称为“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后,更名为“上海市委写作组”。总部核心是朱永嘉、肖木、王知常,直接受到张春桥、姚文 元领导,朱永嘉本人当时为中Gong上海市委列席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在“写作组”下设文艺组、历史组、经济组、哲学组等。写作组呈金字塔结构, 最高一层为朱永嘉、王知常及下设各组组长;第二层为康平路写作组总部成员;第三层为各个组下设组织,也称外围组,仅在文艺组下面,就设有“《鲁迅传》写作 小组”、《文艺摘译》编辑部、《朝霞》编辑部等机构。

1973年5月14日,余秋雨调到了位于康平路141号的写作组文艺组。此时,完成《鲁迅传》工作的高义龙(原为《智取威虎山》编剧组成员之一)也回到了写作组文艺组。

据原写作组的徐缉熙说,“余秋雨是写作组惟一从下面正式上调,成为文艺组成员的。”胡锡涛在《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一文中写道,“余秋雨怎么会从外围被选入内围?就在于他才华出众,文笔漂亮,写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而深得头儿们的欣赏。”

余秋雨到文艺组参与的第一件工作是为姚文元重写《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这本书做些资料准备工作。据高义龙透露,这些材料分别是《鲁迅揭露批判四 条汉子和国防文学的材料》、《四条汉子在鲁迅逝世后攻击和诬蔑鲁迅的材料》、《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材料》、《鲁迅关于培养文艺队伍的材料》、《鲁迅总结历 史经验的材料》,最后一本材料是1974年2月14日印出来的。

“那时候我和余秋雨住在康平路,开会也在那里。”高义龙介绍说,按照组织结构,市委写作组是市委机关的组成部分,“石一歌”是写作组下属的项目组。
据胡锡涛在《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一文中的回忆,写作组没编制,人员多为借调,工资仍在原单位拿。它办的6本杂志,不发稿费或补贴(“文革”期间一律不发 稿费),写作大多为任务,文章发表时多数为笔名,等于完全是义工。偶尔用一下真名,还得防止作者“翘尾巴”。写作组的日子过得并不像后来人想象的那样奢 侈。据徐缉熙回忆,在康平路的生活其实和在复旦的时候差不多,写稿没有任何稿费,经常工作到深夜,也没有任何物质待遇。如果是熬通宵,也只有两毛钱的夜 宵,12点的时候食堂供应点面条。

“当时朱永嘉这样的头儿,惟一的优待就是一碗大米饭,我们吃的都是籼米,因为他胃不好。其他都一样,没有任何物质待遇。”

在徐缉熙的印象中,在写作组时余秋雨写的文章并不多。“有段时间,因为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写作组调进了一些又红又专的小青年。这些小青年调到写作 组,刚来的时候不知写文章为何物,写出来的文章不像样,后来就让余秋雨修改指导,因为他是文艺组的骨干,写作水平高。这些小青年受文艺组的氛围影响,后来 都进了文化圈,成为了著名的写手。”

这一时期,据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文中介绍,余秋雨有两篇文章尤为重要”,一篇是用笔名“任犊”写的《走出“彼得堡”》,在《朝霞》发表。另外一篇是《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由上海王知常寄给北京《红旗》杂志。
这时,胡锡涛已从上海调到北京《红旗》工作,主管文艺稿件。胡看完文章,感觉良好,转送王洪文之后,没有采用。对这段经历,胡锡涛在文章里写道,“王知 常打电话催问我:‘那篇谈鲁迅佚文的文章,你那里不用,我们在《学习与批判》第8期发表’。我说,‘报上去了,可惜不用。你们自己发表算了。任犊是谁’? 王说,‘是余秋雨。’我问,‘他现在好吗?’王说,‘他现在是这里的第一号种子选手。但是情绪不稳定,忽高忽低。’”《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最终发表 在了《学习与批判》杂志1976年第8期上,后《人民日报》又作了转载。

胡锡涛和王知常在电话里谈到的《走出“彼得堡”》,为有过 “文革”经历的人所熟悉。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里评价说,“应该承认,《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多少有些学术味道,不是一般应景之作,所以姚文元 不采用;而《走出‘彼得堡’》写得很俏皮,恰是应景之作。此文强调文化人走出文化小圈子,到工农群众中去,与工农相结合,这是与‘文革’的极左路线相符合 的。——它的客观效果,肯定不好,完全与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心愿相反。‘文革’时期的文化人都被赶到乡下或者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已经活得够累、够痛苦了,都 想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就业。1973年,有的人刚刚回到城里恢复工作,有的人还在乡下做‘回城’的梦,余秋雨发表此文,给了当时文化界的人当头一棒……”

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高义龙说:“《走出‘彼得堡’》是我写的,余秋雨改过一稿。《走出‘彼德堡’》的背景是,1975年提倡学理论,我先写了一篇《作 家·创作·世界观》,从高尔基写出革命文学《母亲》后,又写了宣扬‘造神论’的《忏悔》,受到列宁批评,谈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文章发表在《朝 霞》第一期上。接着打算写学习列宁给高尔基的信,强调深入生活。这时一天恰好在公交车上遇到一位有名的工人作家,谈起来,他说好呀,并说张春桥就要求工人 作者读读列宁这些信,走出‘彼得堡’,不久还给我写来一封信,把有关情况写在信上。文章的题目就是这样来的。”

徐缉熙也说,“当时, 高义龙写了《走出‘彼得堡’》的初稿,我们看了觉得很平淡,没什么光彩。后来就交给余秋雨改。改过以后文采啊什么的好多了,领导和我们都很欣赏。所以他很 有才能。”孙光萱补充说,《走出“彼得堡”》发表后,朱永嘉立刻写信向张春桥推荐,张于1975年3月21日回信谈了读后感,很快,1975年4月6日 《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文。

《朝霞》风波

  《朝霞》是文艺月刊,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名义上挂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但实际上编辑的权力在文艺组这一边,每期内容清样由文艺组组长陈冀德负责初审,然后送北京交肖木拍板,再送回上海人民出版社制作印刷发行。

1974年,刚刚创刊不久的《朝霞》杂志上发表了姚真的一篇小说,引发了当时上海的一场社会风波。

这篇小说写的是当年学校里两个红卫兵组织怎样从打内战到联合的过程,其中有一个组织刚刚成立半年。

不料“工总司”有人看了这篇小说,认为小说里成立半年的组织是在影射“工总司”。《朝霞》是“写作组”主办的,加上以往“写作组”与“工总司”就有矛 盾,“写作组”嫌“工总司”没有文化,只会打打杀杀,“工总司”觉得“写作组”的人口罗嗦,只会耍笔杆子。“工总司”系统派出了队伍,到《朝霞》编辑部讨 说法,围堵了康平路的“写作组”大楼。

“工总司”一闹起来,徐景贤也顶不住了,而文艺组组长陈冀德坚持自己没错,双方一时僵持不下。

后来张春桥找到朱永嘉,下了个批件,说“我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有事情是我负责,你们要团结”。不久,《朝霞》事件平息。

在《借我一生》里,余秋雨这样描述道:“我与一位姓陈的青年工人一起去了《朝霞》,但身份极为含混,似乎是为陈女士做点联络工作的。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 陈女士在哪里。只知道‘工总司’要来砸,写作组要脱钩,编辑部要维持。———整整三个月,编辑部在两位老编辑的领导下继续工作,我则在编辑部外面的一间屋 子里办创作讲习班,讲授小说和独幕剧的写作技法。三个月之后,‘工总司’斗争矛头别移,陈女士回来重新视事,朱、王也没说一声感谢,就完了。”(《收获》 2004年第4期第192页)

据徐缉熙、高义龙证实,1974年年底,余秋雨写作署名任犊的《读〈朝霞〉一年》在《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期上发表。

几年后的《清查报告》写道:“此文结构开阖自如,行文流畅漂亮,在艺术性上堪称一流,但它的客观影响很坏,此篇长文把《朝霞》的政治观点、编辑方针、选 题思想、主要毒草作品,以及所谓的筹稿和培训作者的方法等作了全面、系统的吹捧。这篇黑文还在香港刊物上转载,流毒海外。”

在文艺组 的3年时间里,余秋雨写的文章并不多。长篇散文《记一位县委书记》,发表在《朝霞》1975年7月号头条上,文章内容主要是为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对“上 山下乡”大唱赞歌。另外一篇是《胡适传(五四前后)》,以余秋雨名字发表在《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1期,占了该期杂志很多篇幅,后又收入1976年5 月出版的“学习与批判丛书”中的《历史人物集》上。

因为在写作上的才华,余秋雨受王知常委托,有时负责文艺组青年的统稿工作。他帮助 陆××把一篇叫《封建礼教与贾政》的文章改为《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这篇文章后以“任犊”为笔名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上。陆××在看文章时发 现,除标题被改动外,“其内容也完全由余秋雨同志重写”。

另外一次是给上海一位青年工人写的《论阮氏三兄弟》(《学习与批判》 1975年第9期)和《〈水浒〉为何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后发表于《红旗》1975年第10期)提修改建议,这位工人在1978年4月16日交代这 两篇文章的炮制经过时说:“余秋雨看过我的初稿,提意见说灵牌问题要做足,我根据他的意思做了点修改。”

这个阶段,余秋雨还一度成为老师,和文艺组的组长陈冀德一起给写作组主办的评《水浒》学习班和评《红楼梦》学习班授课。

原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总支书记周培松回忆说,尽管余秋雨的关系和档案在学院,工资也在学院拿,毕业分配后并未回校上班,但戏剧学院工军宣队已指定他为党委委员,还准备提拔他为党委副书记。

“文革”后的三年清查

   1976年到1978年底,写作组总部经历了三年清查,其中包括哲学组、经济组、政经组、历史组、党史组、文艺组(含《鲁迅传》组)、文艺摘编组、自然 辩证法组、哲学小辞典组、秘书组。文艺组(含《鲁迅传》组)共有余秋雨、戴厚英等八人属于“原定说清楚的”,其上有“采取组织措施的”,其下有“已宣布不 作为说清楚的”和“拟不作为说清楚的”。

1975年冬天,余秋雨在身体检查中发现GBT偏高,怀疑得了肝炎,在休息一段时间以后,余 秋雨想到北京散散心。王知常在电话里让《红旗》杂志编辑胡锡涛安排余秋雨住在《红旗》杂志社招待所,胡答应了。然而因为上海方面胡锡涛的两个“老战友”打 来反映余秋雨问题的电话,胡打电话给王知常,不同意余秋雨到北京。

而周培松回忆说,“余秋雨得肝炎住院的时候,戏剧学院的工军宣队领导曾经亲自开着小车带着礼物去看望他,一般的教授生病是绝对没有这样的待遇的。”

不久,余秋雨在一位叫盛钟健的老师帮助下,通过一个画家,在浙江奉化乡下找了一处房子调养生息。在那里的半年多时间里,余秋雨说自己的“心和脑子全在书里边了”。

等余秋雨回到上海,已经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原写作组的朱永嘉、王知常被抓,文艺组的负责人陈冀德被隔离了,他们属于“采取组织措施的”类别。

据胡锡涛回忆,遭到他人多次举报的余秋雨,认为自己清白无辜,为此3次上书华国锋,希望能够获得脱帽待遇。

当年“文艺组”的成员徐缉熙在接受本报的采访时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和市委派清查组来清查,文艺组的成员多半是被审查对象,需要交待问题。余秋雨和 大家一样,被称为“说清楚”对象。“当时如果清查通过了,就要开大会,在会上宣布‘解脱’”。余秋雨在文艺组中是较晚宣布‘解脱’的。”

与余秋雨遭遇相反的是,孙光萱因为问题较轻,是清查工作组依靠对象,后成为清查工作组的成员。

1978年底清查工作结束,文艺组成员去工厂劳动,1979年初分配工作或回原单位,受到的待遇各自不同。徐缉熙回到了上海师范大学,经过了一次复查,后成为文艺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戴厚英去了复旦大学上海分校,一直到老,才评上教授。

回到上海戏剧学院以后,余秋雨又经历过一次复查。根据当时上海戏剧学院担任复查工作的戏剧文学系党总支副书记周培松回忆证实,最后,余秋雨被确定为“说错话,做错事,写错文章”一类人,允许重返工作岗位。

1980年,凭着良好的外语基础,多年资料积累,勤奋和好学,余秋雨开始准备《戏剧理论史稿》一书的创作。

 

 

 

延伸1: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

  当事人首次披露一段“文革”秘闻,有些事与余秋雨有关,有些事却又与其无关
有一位北大青年学者余杰撰文把余秋雨作为“文革余孽”进行“拷问”:“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拜读此文,令人不寒而栗,莫非“革命大批判”又来了?
从余杰“抖出”的“隐私”来看,证明他对“文革”以及上海写作组完全是外行。他误把余秋雨当作“石一歌”嘲笑了一通儿之后,有这样一段文字:“据若干余秋雨当年的同事透露说,他在写作组中的态度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因为他的出色表现和突出成绩,他深受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青睐。如果不是文革结束,余秋雨也许会走上一条类似姚文元的飞黄腾达之路。”这些内容恰恰都说错了。余秋雨在写作组呆了大约三年半左右,他的态度不完全是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时候,在“批邓”时期,他主动避开了一年多。他也不是“主动”投靠写作组,而是鄙人推荐的。至于说他深受康、张、姚“青睐”,纯系瞎编。康生在“文革”后期已病倒,1975年就死了。张、姚对余秋雨也从不相识,据我所知,1975年春天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张、姚因不得志到上海 “观察”,朱永嘉乘方便之机把余秋雨引见给张、姚,仅仅见了一面,就叫“深受青睐”?至于说余秋雨“也许会走上”姚文元之路,更是无稽之谈。余秋雨在 1975年开小差溜走,恰恰是在张、姚接见之后!
我是写作组最早成员之一。写作组之形成、分分合合、由鼎盛而走向覆灭,其历史过程,在图书馆里是查不到的,而在我头脑中,至今还记得一清二楚。本人今年 65岁,从湖北退休回京已三年有余。本不想多管闲事,只见眼下战火纷起,为澄清庐山真面目,为避免内战扩大,只好以过来人、见证人身份写下这篇拙文。
从丁香花园说起
上海华山路48号丁香花园,是个景色优美而氛围神秘之处。它因30年代在此拍摄电影《丁香处处开》而得名。花园内,小桥流水,树木成荫,草坪中间有三栋楼,东楼是清末李鸿章的公馆,中楼是解放后为中国中央在上海开会需要而造,西楼是解放前一个大资本家所建的大别墅。1964年春,华东局内刊编辑部就设在西楼;当年夏天,“罗思鼎”班子就成立于中楼的楼下两间小屋;之后,“丁学雷”班子便出现于东楼的楼上两间大房。上海文化界人士对此很有意见:“躲在丁香花园学雷锋,做‘螺丝钉’,见鬼喽!”
当时,丁香花园的最高领导人是石西民。他是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兼华东局内刊主编。我是被他从复旦大学调到内刊当编辑的,同时参与写作组所分配的写作任务。在内刊,文艺组长由姚文元兼任,组员仅我一个。姚只挂名,不参与编务,我既要编稿,又要写稿。
历史组“罗思鼎”,当时有5名成员,是来自复旦历史系的一个写作班子,它的代表是朱永嘉。文艺组10名成员,大多数来自上海作协文研所,由上海作协副主席叶以群管审稿,他没管多久,就不管了。市委派宣传部文艺处徐景贤来接管文艺组。“丁学雷”笔名是戴厚英和她的两位同事所起。徐景贤很欣赏这一笔名,领头写了许多批判文章。于是,徐景贤就成了“丁学雷”的代表。
1964年底,丁香花园换主,石西民被陆定一调去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内刊由张春桥主管。“丁学雷”组与“罗思鼎”组也都归张春桥管辖。从此,姚文元便常来丁香花园,与朱永嘉等人密谈。谈什么呢?这秘密我是后来才知道,根据江青的布置,让张春桥叫姚文元写一篇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为写此文,就得翻阅明史。姚从未碰过明史,只能请教专门研究明史的朱永嘉。为“批海瑞罢官”,朱永嘉深得张、姚的赏识,因为朱是他们的历史辅导员。
1965年春,华东局书记处、办公厅看中了丁香花园这块风水宝地,要与内刊编辑交换办公地。内刊只能服从,编辑部迁至宛平路11号。“丁学雷”、“罗思鼎”两个班子迁至武康路2号,成立一个支部,由徐景贤任书记,朱永嘉任副书记。
我跟着内刊编辑部迁人宛平路11号之后,平时不坐班的姚文元,此时几乎天天来上班。来干什么?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初稿到定稿,姚费时半年多,写了整整12稿。从这篇文章 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之后,姚再也不来我的办公室,经常去武康路2号密谈。狡兔三窟,姚至少也有三窟,而写作组是他当时最重要的一窟。他和张春桥合作写的这篇“批海罢”的文章,是依靠写作组某些人而写成的。写作组是他们的根据地,也是他们的“发祥地”。
1967年9月,在张、姚直接控制下,“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正式成立。此时的写作组,分为两套班子:一套班子是公开的,地点在宛平路11号(原内刊所在地),人员约30余名,少数人是老人马(我是其中之一),多数人是新人马,从大学、中学调来的教员与红卫兵;另一套班子是不公开的,人员共7名,朱永嘉、王知常等几个头头儿是核心人物。这两套班子成立之后,战绩平平,没有写出什么重要文章,却出了一件大事。1968年4月中旬,上海发生了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群众自发运动,至少有一百万人参加“炮打”。对上海写作组来说,“炮打”无疑是一场大地震。谁也没想到,宛平路11号内部竟出现了“倒戈”,有好几个人卷入“炮打”,大多数人对“炮打”作壁上观,没有人敢公开阻拦“炮打”。这件事,让徐景贤、朱永嘉狼狈不堪,无法向主子张春桥交代。出于这个原因,当年7月底,徐、朱宣布宛平路这套班子解散。新人马全部回原单位。老人马留下5人,与荣昌路的7人,一起于8月5日,乘工宣队进驻高等院校之际,冒充工宣队员分别混入各大学。我选择的是同济大学,因那里离我家最近。
在我进入同济大学之后,不到一个月,朱永嘉找我谈话。他说:“文元同志来电话,要我们马上组织人力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我跟老徐(景贤)都摸不着头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你是搞戏剧评论的,大概知道这方面情况。”我说:“这个批判题目肯定是江青布置的。”他很惊讶:“对呀!你怎么知道?”我说:“林彪委托江青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有个纪要,江青着重指名斯坦尼,就是要批判斯坦尼的理论体系。为什么要批这个早在第二次大战之前就死去的苏联名导演呢?这里有双重含义:一是要为江青推动京剧革命、搞样板戏扫清理论障碍。因为斯坦尼的理论核心是讲‘从自我出发’,而江青的京剧革命是讲从工农兵出发,二者是冲突的。斯坦尼理论在中国影响很大,徒子徒孙很多,影剧界导演、演员基本上都信奉斯坦尼理论。批判斯坦尼,等于砸了影剧界很多人的饭碗。第二,江青夹杂个人情绪,她要报私仇。批判斯坦尼,是冲着孙维世而来。因为孙维世在延安时期就是出名的才女,江青对她很妒嫉。孙维世很清高,瞧不起江青卖弄半瓶醋的戏剧底子,更使江青怀恨在心。但江青对她无可奈何,因为她是周恩来的养女。1949年,孙维世去苏联学习,专攻斯坦尼理论,回国后,出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总导演,因同情金山、欣赏金山的才华而结为夫妻。苏联专家列斯里(斯坦尼的得意门生)来华演讲,都由孙维世陪同并当翻译,在50年代中国戏剧界曾轰动一时,传为美谈。”朱说:“你既然这么熟悉情况,这篇文章就由你来写吧。”我说:“不行。我只看过斯坦尼的自传《我的艺术生活》,没有看过他的全集,我也只是个半瓶醋而已。写这篇文章,要得罪戏剧界一大片人。何况我也很钦佩孙维世,也很欣赏斯坦尼的理论。我与孙维世无怨无仇,何必由我开刀?你们不要老是拿我当枪使。写文章是苦差事。你让我写,不如请《文汇报》何倩出面组织上海戏剧学院的行家来写,他们的水平肯定比我好。”朱说:“这个主意不错。但万一别人写不成,你必须接手。”我只好表示同意。
批判斯坦尼 发现余秋雨
由文汇报社文艺部何倩、诸钰泉出面组织的“批判斯坦尼”小组成员,共有5位: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讲师徐企平,该院戏剧文学系毕业生余秋雨,上海两家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助导,还有国棉十七厂造反派秀才。最初的稿子是由这个秀才所写。初稿印出之后,何倩电告朱永嘉。1968年10月31日,朱通知我去文汇报社开会参加讨论。
这篇稿子很差,一看就知道是外行写的。但我不能面对5位陌生人泼冷水,因为当时朱永嘉、何倩、诸钰泉都在座。讨论到最后,朱永嘉拍板:“我看这文章要动大手术。胡锡涛也来参加,由他负责到底。”
写作地点在文汇报社七楼顶层。讨论结束后,由何倩领着朱、我和5位成员上七楼。那里有两间内外相连的房间,内室有5张单人床,外室有张写字桌。后来,何倩给我在外室配了一床一桌,我的桌子正好同余秋雨桌子相接,与他面对面而坐。据何倩私下介绍,这5位中,真正的行家是徐企平,最能写的是余秋雨。
既然朱永嘉要我“负责到底”,我不得不按我心中的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我和大家都通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然后分工摘录观点,汇编资料,印成小册子;第二步,让余秋雨重写初稿,试试他的笔力;第三步,万一余秋雨初稿不行,只好由我自己操刀。
让余秋雨写初稿,等于冷落了其他几位,出现牢骚,我不在乎。出乎我意外的是,余秋雨写出的初稿,不是一篇大批判文章,却是一篇学术论文,文笔流畅生动,却毫无批判力度。让大家传阅一遍,都不开尊口。沉默一阵之后,几乎众口一词冲着我:“就看你的啦!”形势促使我走第三步棋,另起炉灶重开张。凭我的经验,此文要想在姚文元那里过关,就必须模仿他的文风,采用他那一套批判路子。我的第一篇写得也不好,被请来提意见的文艺界人士攻得一塌糊涂。接着,我又重写第二稿。二稿完成时,已是1969年1月31日,离春节只有两天,几位朋友已作鸟兽散,只有徐企平看到清样。后来发表在《红旗》1969年6、7期合刊上的,就是这第二稿,只是文章开头被姚文元加上一段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的套话。为何要加这一大段套话?我后来才弄明白,原来林彪的政治报告最初是由陈伯达起草写了一稿,但毛主席看了不满意,便指定让张、姚执笔,由郭沫若作文字润色。所以,姚在我写的文章开头硬扯上林彪的报告,实际上是在炫耀张、姚的货色。
为这篇文章,我在文汇报社顶层熬过了寒冷而苦恼的三个月。我把包括余秋雨在内的几位朋友都得罪完了。但余秋雨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难忘。
我“枪毙”了他的稿子,他不记仇,颇有雅量。实际上他写稿很下功夫,不走捷径,直接查阅原著,四本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他的稿子不仅文笔漂亮,而且内容扎实,从理论史的角度分析斯坦尼体系的特点与缺陷。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只须删掉一些应景文字,放在今天的学报上也能发表;但作为一篇批判文章,在那个特殊年代就不合格。当时他只有21岁,我33岁,都属猪,年龄恰好差一轮。这个年龄上的差别,反映了我与他学术功底上的差异。我在21岁时,才进山东大学,根本写不出他那种水平。
令我更佩服的是他坚持学英语,喜看英文原版书。每天早晨,大家刚起床,他已站在阳台上朗读英语。季节已入冬,冒着严寒读英语,可真不易。“文革”时期“读书无用”论极为盛行,谁会拼命学英语?余秋雨书桌上所放的一大堆书籍,除了几本鲁迅全集,全是英文版原著。是小说还是戏剧理论书,我也看不懂。我不明白余秋雨为何对英文原版如此感兴趣,问他“是不是想搞翻译”,他说:“不完全是,主要是受我老师张可的影响,她认为莎士比亚作品一定要读英文版才有味,我已经尝到一点甜头了,味道真不错。当然,学会一门外语,等于多了一双眼睛,将来如果干别的不行,搞翻译也是一条路。”好成熟的小伙儿!当我爬格子时,室内往往只有余秋雨仍然在看英文原著,看得如痴如醉,有一次,突然拍案叫绝:“妙!”倒是他干扰了我的写作思路。
余秋雨也不是书呆子。侃大山,他也能侃得妙趣横生,水平不亚于评书演员。同室的侃友都爱听他侃,他侃到关键处就往往煞车,不侃了,很有一点“且听下回分解”的噱头。他只讲故事,不加褒贬,就如恩格斯所言,“倾向性是从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余秋雨很活泼,但从不向我打听内部消息,也不跟我套近乎,始终保持一定距离。电影厂那两位都想从我嘴巴里挖出批斯坦尼的具体政治背景,“是江青布置的,还是姚文元的指令?”总是反复地问,不断地猜。我不能露一个字,否则,我就违反“纪律”难做人了。余秋雨很懂事,从来不让我为难。
他当时很穷,经常向徐企平借饭票,借了之后又还不出,到后来,徐企平总是慷慨主动支援他。他们二人并不在一个系,关系却很密切,因为都在“文革”初期受过造反派的冲击,都属于“保守派”,共同语言特别多。据徐企平私下向我透露:小余的业务水平在同届学生中最拔尖,戏剧文学系教师都想让他留在系里,但都无实权,实权掌握在造反派手里。小余表面上很活跃,其实他内心很苦闷,他父亲有历史问题,很可能会影响他的分配,影响到他的前途。他的分配问题,还提不到日程上来,还处在待分配状态。不光是68届分配搁浅,就是66届、67届也在等待。待分配的毕业生,没有工资,经济困难的人可以申请补助,一般只能领到12元。小余家里很穷,他每月领12元补助,还得贴给家里一半,自己只剩下6元钱,怎么维持生活?据工宣队宣布,待分配的毕业生都要去农场参加劳动,等到国家有分配政策下来之后,学校才能把分配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这过程还长着呢。
听到这些话,我很惊讶,感到他的耐力、毅力不同寻常。他面临的困难和压力,可能是遥遥无期。无情的“文革”,不知摧残、埋没了多少人才,余秋雨不过是茫茫沧海中之一粟。
余秋雨入围
1971年夏天,写作组内部传达毛主席的一个评语:“中国第一圣人是鲁迅,不是孔子。”接着不久,擅长拉大旗作虎皮的张春桥布置给写作组一个任务:写鲁迅传,在这个基础上编写现代文学史教材。
根据这一旨意,朱永嘉准备搭一个外围写作班子,召集老人马开会,专门研究入围的人选名单。讨论了半天,同事们推举的人都是三所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文学教员,年龄大多在40岁上下,最年轻的也跟我当时的年纪差不多。“怎么就找不出25岁以下的人?”朱永嘉有点不满意。于是,我就乘机介绍:“余秋雨,上海戏剧学院68届毕业生,当年在《文汇报》写文章那阵子,他21岁,今年24岁,但分手之后,不知他分配在哪里,或许还在下面劳动。”朱立即问:“关键问题人品怎么样?笔头灵不灵?他分配在哪里都能找到,不用担心。”我说:“人品绝对没有问题,安分守己,不会惹事生非。笔头很灵,而且非常勤奋好学,英文阅读能力很强,莎士比亚作品英文版他看得入迷。”在写作组所有新老人马以及他们所相识的老少哥们儿中间,有这样年轻的人才吗?肯定没有。余秋雨的名字自然就被划入名单。当时划定的人名有13个,不是11个。我当时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让余秋雨入围,等于让他走了一段弯路。在主观上是想拉他一把,在客观上是害了他。
鲁迅传写作组,设在复旦大学学生宿舍10号楼一层的103、104室。这幢楼的二层、三层还有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组,也算外围组织,其中除了教员,还有许多工农兵学员。入围的人数,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后来竟多达一百余人。
余秋雨入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外围,即在复旦学生宿舍那幢楼。“石一歌”的笔名产生在外围,也在那幢楼。“石一歌”确是“十一个”的谐音,但余秋雨不是十一个中的一个,外界把余秋雨当作“石一歌”产生时,余秋雨尚未报到。他入围后,曾参与讨论或修改“石一歌”写的文章,也没啥了不得。“石一歌”与“丁学雷”、“罗思鼎”,是两个档次的笔名,外界不明真相,把三个笔名捆在一起,也多少有点误会。虽然“石一歌”后来也成了名牌,但究竟不是正宗老字号。
第二阶段是在内围,即当时上海写作组所在地康平路89号。进入内围的人,除了余秋雨,还有十来个从工厂抽上来的青年笔杆子,他们都是写作组作为“苗子”来培养而使用的。余秋雨怎么会从外围被选入内围?就在于他才华出众,文笔漂亮,写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文章而深得头头儿们的欣赏。其中,有两篇文章尤为重要,一篇是用笔名“任犊”写的《走出“彼得堡”》,在上海《朝霞》发表。另一篇是《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由上海王知常寄给北京《红旗》采用。
当时,我已在《红旗》当编辑,主管文艺稿件,也兼管上海寄来的稿件。我接到这篇文章,从笔名“任犊”无法判断执笔人是谁。浏览一遍,感觉良好。然而,转送给姚文元之后,没有采用。王知常打电话来催问:“那篇谈鲁迅佚文的文章,你那里用不用,我们在《学习与批判》第8期发表。”我说:“报上去了,可惜不用。你们自己发表算了。任犊是谁?”王说:“是余秋雨。”我问:“他现在好吗?”王说:“小余现在是这里的第一号种子选手。但情绪不稳定,忽高忽低。”
应该承认,《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多少有些学术味,不是一般应景之作,所以姚文元不采用;而《走出“彼得堡”》写得很俏皮,恰是应景之作。此文强调文化人走出文化小圈子,到工农群众中去,与工农相结合,这是与“文革”的极左路线相符合的。余秋雨这篇文章,是遵命而写还是自愿而写,我不知道;但它的客观效果,肯定不好,完全和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心愿相反。“文革”时期文化人都被赶到乡下或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已经活得够累、够痛苦了,都想回到原来的岗位上重操旧业。1973年,有的人刚刚回到城里恢复工作,有的人则还在乡下做“回城”梦,正在这做梦、圆梦的时刻,余秋雨发表此文,给了当时文化界人士当头一棒,使他们非常恼火:你余秋雨高高在上,写文章唱高调,还要叫我们“走出彼得堡”,永远在下面吃苦头,岂不可恨?这种心态上的不平衡、不服气,应该说,是正常现象。人们至今回忆当时这篇文章,仍然耿耿于怀,怒气未消,也属情有可原。余秋雨应该在反思“文革”的同时反思自己,反思当年为什么写《走出“彼得堡”》。
1974年1月中旬,我去上海参加电影故事片会议,当然要到“娘家”探望。在康平路写作组,我见到了阔别已久的余秋雨,地点是在打字室。打字员是位心宽体胖的老大姐,与我当年在内刊是老同事。余秋雨和我聊了一会儿,几个小青年就把他拉走了。我怀着好奇心问老大姐:“小余在这里的人缘怎么样?”她说:“人缘不错。头头儿欣赏他,是因为他笔头灵;群众欣赏他,是因为他不拍马屁。这里的马屁精多的是。小余很清高,很聪明,几个小姑娘追他,他就装糊涂。老人马对他有点嫉妒,也要拉他,他也装糊涂。他跟谁都合得来,但不搞鬼名堂。”旁观者清。从她这里听到的反映是最真实的,没有水分,令我十分欣慰。
令我触动更深的是在延安中路200号文艺会堂看电影,余秋雨和我坐在一起谈了他近来的境况和心情。因受影响干扰,也怕干扰别人,他说的悄悄话断断续续,声音很轻,大意是讲:现在写作组进出的人很多,比你在这里的时候也许大不一样。老人马呆久了,就觉得没劲,写不出东西就会坐冷板凳。他们认为头头儿都是实用主义,谁笔头好就重用谁,谁笔头老化了就奚落谁,所以就不安心呆在这里。头头儿待我是很好,但我也不能完全迎合他们。我有我的自尊心。我很不适应这里的复杂环境。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呆久了,就会荒废专业,浪费青春。
余秋雨说的是真心话。这种声音,过去我在写作组经常听到,并不新鲜。头头儿们确实都是实用主义者,来当兵的都是他们手中的工具,都是从各单位抽来的壮丁,大多数不是真正的“志愿军”。写作组自始至终不是一个实体单位,它所办的六个刊物,不发稿费或补贴(“文革”时期全国报刊都不发稿费)。应召“入伍”的士兵无利可图,也无名可图(多数是用笔名,偶尔用一下真名,就得防止“翘尾巴”)。“文革”时期大批特批“驯服工具”论,但在极左的专制主义统治下,实行的一套,恰恰是要求人们做“驯服工具”,这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之实。如果“文革”不结束,余秋雨会在写作组做“驯服工具”、“飞黄腾达”吗?绝对不会。他要么累死病死,要么开小差,溜之大吉。
他想溜走的事,果然来了。
1975年冬,正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发难,有一天,我正在编改应时文章,上海王知常打来电话,说:“余秋雨近半年来很苦闷,情绪不好,身体也不好。医生检查出来,发现他GBT偏高,可能得了肝炎。朱永嘉已让他休息了一段时间。他想到北京你那里去散散心。你让他住在红旗招待所,行不行?”我明确表示:“当然可以,欢迎他来北京散散心。”
可是,过了一天,上海一位老“战友”也打来电话:“你不能让余秋雨上北京。”我问:“为什么?”对方说:“余秋雨狂得很,目空一切,我们都看不惯,你让他住红旗招待所,会更助长他嚣张气焰,大家会埋怨你。”有这么严重吗?我不相信。我说:“凡是才子,总有一点清高。目空一切,也属难免。”对方立即反驳: “他一点也不清高,在背后说当年批斯坦尼的文章就是他写的。”我心里“咯噔”一下,怀疑自己的耳朵,还是想保持平衡:“让他来北京,是朱永嘉同意的,我已经答应王知常,不能改口了。况且,他得了肝炎,需要休息。”
又过了一天,又有一位老“战友”来电话:“现在的问题很严重,余秋雨根本没有什么肝炎,他说GBT偏高,是假的。根据确切调查,是余秋雨走后门开来的病假条。你一定要把真相反映给朱永嘉他们。”我有一点恼火:“你们在上海就不能向头头儿反映?”对方说他说话不管用 。
三天三个长途电话,让我好困惑。我真想去上海调查情况,调解矛盾,可找不到出差的理由,何况编务缠身走不开。打电话调查也查不清,又不能说余秋雨装病、走后门的事。如果说了,万一他是装病不是真病,就会破坏他的形象;如果让他来北京,对他也不利,嫉恨者更嫉恨他,使他处境更困难。怎么办呢?只有采取“退稿”的办法谢绝。我打电话给王知常:“小余最好别来北京。情况很复杂,电话里说不清。请你转告他,就说是我不同意。”
余秋雨突围
不论余秋雨生病是真是假,不论是出于何种原因,他确确实实避开了“批邓”,没有写过一篇“批邓”文章。他第一次突围成功了。
余秋雨后来写了一篇散文《苏东坡突围》。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是文人的惯用手法,也是余秋雨的一大特长。他写苏东坡遭暗算、陷害、包围而冲出重围,实际上寄托着他自己的哀思与愤懑。但这篇散文不是简单的类比,不是把自己比作苏东坡,只是借题发挥而已。
余秋雨当了“逃兵”,躲在他的老家,浙江余姚县农村。据他自己的说法:“我当时就为了逃避批邓,一个人称病跑回乡下,在破庙里栖身。”(详见《深圳周刊》今年第7期)当他无可奈何回到上海时,正巧碰上“四人帮”垮台。老天爷给了他梦想不到的机遇,他顺着大好形势,立即与“四人帮”及朱永嘉等人划清了界限。由于他表态最早也最坚决,并揭发了写作组的一些问题与内幕,引起军管人员的重视。
当时的上海,情况非常特殊,中央指示由上海警备区临时主持全市局面,对上海写作组实行军管,却遇到一件十分麻烦的问题:在“四人帮”垮台之前的几个月,中日两国签定一个文化交流的协议,由中方派出一个鲁迅研究交流代表团于10月中旬前往日本进行为期12天的友好访问,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是由张春桥、姚文元指定的朱永嘉担任。“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的几天内,上海写作组几个头头儿气急败坏,朱永嘉高喊“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等等疯狂的反动口号,甚至妄图与王洪文的爪牙们一起搞武装叛乱。这些头头儿自然要被软禁起来。然而,访日代表团还必须按中日协议规定日期出访,对朱永嘉这个团长该如何处理呢?如果换个团长,怎么向日方讲清楚?如果不换团长,仍然由朱永嘉率团去日本,中方很不放心,万一他乘机逃跑怎么办?上海军方最高领导层决定让余秋雨作为团员跟随团长朱永嘉出访。交给余秋雨的任务是:监视朱永嘉,防止他出逃,朱的发言稿均由余秋雨拟定。这真是富于传奇色彩的文化,为逃避“批邓”而躲到农村的余秋雨,此时已成防止朱永嘉出逃的监视人。他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因此,又重新受到了重用。
余秋雨是否从此摆脱一切干系、冲出重围了呢?没有,反而又陷入困境。1977年,是他“三十而立”之年,但他无法“立”起来,原因是他被“揭、批、查”运动拖住了,有些人非要把他整倒不可。他曾三次上书华国锋,申诉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均无下文。对上海写作组的小萝卜头、业务骨干分子等等人员的“揭、批、查”,整整花了三年多时间,进驻康平路89号的工作组换了三批。受到牵连的余秋雨也被审查了三年,对他的文章、修改稿及言论、表现等等,翻来覆去不知查了多少遍,始终查不出他有什么问题。余秋雨不甘心这样不明不白持消耗时间,于是,他悄悄地埋头读书,收集资料,为著书立说作准备,为重新站起来而奋斗。
余秋雨真正获得写作自由,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他个人的命运也随之而转化。长期的勤奋好学,多年的资料积累,为他撰写《戏剧理论史稿》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从《史稿》的后记中,可以窥见他写书稿的过程是相当的艰辛,每天背着书包,来回挤车,穿过市中心,躲在杨树浦路工人住宅区一间简陋的小屋里熬夜,呕心沥血爬格子。这部《史稿》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后,立即获得该社的二等奖,还获得文化部优秀教材一等奖。他不满足于此,又连续撰写了三本学术著作。四部著作的接连问世,引起文化界强烈反响,奠定了他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地位,他终于从历史的阴影中冲了出来,实现了他第二次突围。
时来运转,当然不止是余秋雨一个人。凡有抱负的中青年作家、学者几乎都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引发出创作的“井喷”现象。改革开放,必然带来文艺的百花齐放,造就了一代名家。名家之所以成名,一是靠才气,靠自强不息,二是靠运气,即时代所赋予的机会和气候条件。余秋雨的才气不必说了,而他的运气实在太好了,在上海几乎无人可比,1987年从无职称一下子连破四级,直升为教授。同样有才气,有名作的戴厚英,就没有这样好的运气。她的职称解决,拖了好久,才勉强评为副教授,当上教授之后却被歹徒乱刀砍死。戴厚英比余秋雨大9岁,曾先后在写作组呆过,也在“文革”后受到严格的政治审查,他们都是从历史的重压下突围出来的佼佼者,而命运反差之大,使外界感到不可思议。
余秋雨这个“出头鸟”简直可谓神通广大、神出鬼没。当了几年院长就辞去职务,只带研究生,没几年,就坐不住了,一边写散文,一边到各处演讲做报告。飞到深圳、香港、台湾等地演讲,场场爆满,掀起了一阵阵“余旋风”;“千禧之旅”,从希腊雅典飞到中东以色列,还飞到印度等地,走马观花,考察世界文化发源地之际,边写边用电传发表日记体散文,人还没回到中国,盗版本《千禧日记》却已“脱颖而出”。总之,近10年来,他让好奇的中国读者、评论者看得眼花缭乱。
在“追寻文革真相”的风潮中,余秋雨能实现他又一次突围吗?我想,他能实现,就像他当年为躲避“批邓”而离开写作组那样,悄然离开文化圈就行了。初春,他已经借《深圳周刊》告诉人们,他将“告别文坛”。
他喜欢“从零开始”。也许,一个新的起点正在等着他。
(原载《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 

 

延伸2: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

作者: 余杰 (01/10/2000)

  80年代的思想解放 浪潮落潮以后,整个90年代沦为一个彻底平庸和彻底苍白的年代。在这种平庸和苍白中,余秋雨以一本《文化苦旅》登上文坛,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人争读余秋 雨。紧接着,《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相继问世,余秋雨所倡导的“文化散文”被人们口耳相传,而余秋雨本人也俨然成为传媒争夺的骄子和 时代文化的代言人。他滔滔不绝地谈论中国文化在当前的状况以及在下个世纪的走向,扮演着无所不知的预言家的角色。他似乎成了一驾将把中国文化拉向复兴的马 车。他完全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最喜欢他作品的年轻人们早已经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了——他们至多知道他是研究戏曲的专家、知道他为了“自由”而弃“官”(上 海戏剧学院院长)不做。所以,余秋雨尽可以“放眼未来”,欢欢喜喜地踏上香港凤凰卫视的“千禧年之旅”。
然而,任何人的历史 都是无法抹杀的,正如余秋雨先生深入中国的历史长河进行一次辉煌的“苦旅”,我也想深入到余秋雨本人所参与过的历史进程中,跟余秋雨先生进行一次真诚而艰 难的灵魂对话和精神驳难。这对我本人、对余秋雨先生、甚至对所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都是必要的、无法回避的。所以,尽管余秋雨先生在许多场合宣称,谁 批评他,就是想自己出名;谁批评他,就是盗版书的书商雇请的“枪手”;但是我还是愿意承受着这一“恶名”,来展开一场严肃而沉重的讨论。
对我来说,“余秋雨现象”仅仅是一个个案,它背后所蕴含的人文意义,早已经超越了余秋雨这一具象的生命个体,而具有了一种普遍的“共性”。我希望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分析,透视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缺席与独立意识的沦丧,并寻找出一条精神重生之路。
2  历史拷问与灵魂拷问
在余秋雨的一系列“文化大散文”中,始终贯彻着一个鲜明的主题: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个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是这个民族的民族特性中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纠结而成的“沉淀物”。历史是走向未来的阶梯,忘却了历史,也就丧失了通往未来的立足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 余秋雨在90年代初这一特定的时刻,把“历史”作为自己思考的核心材料,对历史进行一场艰辛的“反刍”,无疑是一种相当明智的选择。
90年代文化思想的平庸和苍白,掩盖不了社会现实巨大变革的可能性。半个多世纪以前,波兰作家显克微支敏锐地感受到自己民族面临着一次十字路口选择的机 遇和危机,因此他写下了一部伟大的作品《你往何处去?》。这部巨著不涉及当下的现实,而是把对历史的重新阐释作为重建新文明的第一步。他提出的问题对整个 波兰民族来说是极其严峻的——“你往何处去?”其实,当今的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几乎所有关注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都在思索中国将往何处去的问题。余秋 雨比大部分人先走了一步,他深知,如果没有对历史进行一场全新的拷问,将无法回答这个巨大的难题。他虽然没有写出像显克微支《你往何处去?》这样的作品 来,但是他在《文化苦旅》等散文集中所作的思考,显然是竭尽全力的,这一态度也让人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感动并对作者产生某种程度的敬意。
因此,学者张伯存先生评价说:“在求索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上,在反思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历史命运上,余秋雨是一个拷问者,他有着拷问者的焦灼、痛苦和愤激。”(张伯存《余秋雨董桥合论》,《当代文坛》1998年第2期。)
既然是“苦旅”,那么在余秋雨的笔下,反复出现了许多悲剧事件与悲剧人物。在悲剧人物当中,尤以读书人为其关注的重心。余秋雨在拷问历史和历史上的人物 时,的确显示出“下笔力透纸背”的功夫。然而,正是在这一面表现得太突出了,另一面就显得失衡了——1949年以后的历史在何方?作者自己在何方?
我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很少读到他对1949年以来的历史的反思,很少感受到他有直面自身心灵世界的时刻。两个巨大的“空洞”导致了我对余秋雨散文的怀疑。
余秋雨在文字中扮演的是一个万能的“神”的角色,对他人指指点点,而自己绝不与读者“同呼吸共命运”。
一面重,一面轻,结果自然是天平失衡。真正的拷问者,自己也应当同是受拷问者。由于“受拷问者”身份的缺席,使得余秋雨散文本来能够达到的思想力度严重被削弱了。历史出现了断裂,人格出现了断裂。对此,张伯存先生指出:
“余秋雨太在乎自己的社会形象,他高贵的文化人心态不能不成为他传播文化时的一丝心里障碍,同时也疏远了他与作者之间的距离。”(张伯存《余秋雨董桥合 论》,《当代文坛》1998年第2期。)张伯存先生说余秋雨“太在乎自己的社会形象”,这种说法是真实的,但他进一步的分析则显得遮遮掩掩,似乎存在着 “为尊者讳”的心态。
从逻辑上说,因“高贵”而“疏远”的说法是不成立的:高贵的形象并不是通过对自身的遮掩来确立的。尤其 在文学领域,伟大的作家们往往都具备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真诚”——真诚地向作者袒露自己的心灵,包括自己心灵中的善和恶。俄罗斯大文豪们,如托尔斯 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无不是将自己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对自身恶行的暴露中,完成对自我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从而走向灵魂净化和舒生之路。让读 者认识到自己不是圣人、不是完美的人、不是他们想象中的人,这不仅不会损害他们的高贵,反倒成就了他们的高贵。所以,我认为,在余秋雨的作品中,自我灵魂 的缺席,并非简单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社会形象,而还存在着更加深刻的原因。就连郁达夫也勇敢地袒露自己被欲望所淹没的风月生涯,那么余秋雨究竟要掩饰什么 呢?难道他还存在着比这更难以直面的往事吗?
同样是历史的拷问者,与余秋雨相比,鲁迅先生不仅把手术刀对准别人,也对准自己——更多地对准自己。鲁迅在一篇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中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太置之于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用了精神的苦行刑, 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有时候,竟至于似乎无目的,只是为了手造的牺牲者的苦恼,而使他受苦,在骇人的卑污状态上,表现出人们 的心来。这确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拷问者。”鲁迅先生自己也是这样开始与走完艰难的文学道路的。他论事论人固然是苛刻的,但对自己更加 苛刻。鲁迅在思考中国的苦难时,把自己放置到苦难之中。奥古斯丁说,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样的区分,只有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未来的现在之分。过去 和未来是现在意识对时间的折叠。因此,鲁迅深深地扎根于现在之中,正视自己内心恶的“基因”或者“诱因”,并抑制它在“现在”发作。他一生最大的敌人不是 外部的小人们,而是内在于他的那条“大毒蛇”。他一生都在进行着深刻的抵抗,即“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对罪恶的抵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们,都在一点 一滴地挤出自己骨髓里的毒素,向着健康的人性一步一步地迈进。
为什么标榜“拷问历史”的余秋雨先生拒绝这样做呢?
为什么余秋雨会让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灵魂缺席呢?
这是一个偶然的原因吗?
“文革余孽”
近年来,许多“文革余孽”又开始重新登台亮相。
沉寂了20年,他们依然还是不甘于寂寞,还是有那么多想说的话——假如他们要为当年的恶行忏悔,我举双手欢迎;然而,这群饱经沧桑的家伙们,不仅没有丝 毫的忏悔之意,反而百般为自己辩解、开脱并不惜篡改历史真相,企图蒙骗后生小子。这批文革余孽当中,有原来中央文革的核心成员戚本禹、王力等人,他们如同 蛟龙重现江湖,大谈自己当年如何如何与领袖亲近,自己又为人民做了多少好事云云;也有江青钦点的作家浩然,他再次宣称《金光大道》是最了不起的作品,是最 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的作品,而他本人是对文革中的表现是“问心无愧”的;也有“梁效”成员周一良教授,他口口声声地说“毕竟是书生”,自己是受骗上当的, 虽然写了些批判文章,却谈不上干过什么坏事……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不是说要剥夺他们说话的权利,但我认为必须对他们歪曲历史、掩饰罪恶、开 脱自我的无耻行为保持十分的警惕并进行坚决的揭露。
比这些人更聪明的另一个人,是在文革中也有过精彩表演的余秋雨先生。他干 脆就“雄赳赳气昂昂”地向世纪之交跨过去,把过去的一切全都抛到脑后,管他是对还是错。他的这一策略,使他与文革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淡漠,最后仿佛真的跟文 革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曾经与许多跟我同龄的、或者比我更年轻的朋友交流,他们丝毫不知道余秋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听了我的介绍后如同听天方夜谭,惊讶 得半天合不拢嘴。可见,余秋雨的这一策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遗忘是人类保护自我的一种心理机制。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拒 绝遗忘”是更高层次的精神要求。余秋雨先生在《三十年的重量》一文中,对自己中学时代的一篇获奖作文念念不忘,这是人之常情。然而,让我疑惑的是,为什么 他能够记得中学时代的作品,而完全忘记了青年时代所写的一系列御用的大批判文章呢?
当年,余秋雨所效力的《学习与批判》杂 志,由张春桥、姚文元所控制的“上海写作组”直接管理。这个写作组威震南方,与北京的“北京大学大批判组”和“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三足鼎立,一时间,呼风 唤雨,指鹿为马,无所不为。上海的御用写作班子以“石一歌”为笔名发表大批判文章,所谓“石一歌”者,意思是11个人。(当然,由于前前后后人事方面的变 动,“石一歌”的人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11个人。)这个笔名与北京的“梁效”有异曲同工之妙。(“梁效”者,“两校”也,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余秋雨 少年文章,名动公卿,当然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于是,两个巴掌一拍即合,他成为“石一歌”中最年轻的、“立场坚定”、“有一定理论水平、斗争经验、分 析能力和写作技巧的、有培养前途的革命青年”。据若干余秋雨当年的同事透露说,他在写作组中的态度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因为 他的出色表现和突出成绩,他深受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青睐。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去世和文革的结束,余秋雨也许会走上一条类似于姚文元的飞黄腾达之路 ——他写作大批判文章的才华并不比姚文元低,假如被领袖看上,定然青云直上九千尺。
我重提这段往事,并不是故意与余秋雨先生 过不去,或者抖出他人的隐私来给今天的人们好看。当年参与文革写作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想,作为一个入世不深的青年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是可以 原谅的——在那个既“封建”又“法西斯”的时代,人的选择很多都是身不由己的。在“生存”还是“毁灭”的两难之间,绝大多数人都会不由自主地选择“生存” ——即使是屈辱的、违心的、苟且的生存。设身处地地替那个时代的人们想想,确实是“选择之难,难于上青天”。假如让我生活在那个时代,当专政机器用装满子 弹的枪口对准我的脑袋,*我写文章的时候,我会不会写呢?坦率的说,我很可能、而且有极大的可能会写。所以,我认为,过分地在道德上对逆境中的人的选择苛 求,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然而,当事情过去以后,自己应当怎样面对自己的历史呢?是忏悔、是反思,还是遮掩、伪饰?我认为,对过去的事情持一种什么样的态 度,比事情本身更加重要。
令我遗憾的是,余秋雨先生断然选择了遮掩和伪饰。他在《千年庭院》一文中,似乎不经意地写道:“于是终于有一批学生脱颖而出,冲破文明的制约,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种已经留存不多的顽童泼劲,快速培植、张扬,装扮成金刚怒目。
硬说他们是具有政治含义的‘造反派’其实是很过分的。昨天还和我们坐在一个课堂里,知道什么上层政治斗争呢?无非是念叨几句报纸上的社论,再加上一点道 听途说的政治传闻罢了,乍一看吆五喝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动性。”这种表面的不经意,实际上是经过了周密的酝酿、思索和策划。这是明显地为 红卫兵开脱,并进而混淆文革的本质,将文革归罪于上层少数人的政治斗争。所以,顺流而下,像他这样的参与者也不过是受骗上当罢了,无需承担如何罪责。于 是,在谈到自己的时候,余秋雨则更加明目张胆了:“反过来,处于他们对立面的‘保守派’学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多数只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颠荡中不太 愿意或不太习惯改变自己原先的生命状态而已。我当时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来,一方面是对‘造反派’同学的种种强硬行动看着不顾眼,一方面又暗暗觉 得自己太窝囊,优柔寡断,赶不上潮流。”
这段文字让我无比震惊。这就是那个在《霜冷长河》中高谈阔论关于善良、关于友情、关 于名誉的余秋雨吗?红卫兵真像他所说的那样无辜吗?真的仅仅是“顽童”吗?我在老鬼的《血色黄昏》、《血与铁》中读到过许多血腥的场面,全是红卫兵的杰 作。如果说那是小说,当不得真,那么我们来看看真实的史料吧:
研究文革的学者王友琴女士曾经写过一系列关于文革中学生打老师的文 章,列举了无数残酷的事实——在中小学里,有往老师的额头上钉图钉的,有让老师吃粪便、煤球的,有一把一把地拔老师的头发的,还有将老师打死后扔进开水锅 里去煮的……我相信,对于这一切,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余秋雨先生应当比我知道得清楚。但他为什么要拼命掩饰呢?他为红卫兵辩护,归根结底还是想为自己开脱。 他竭力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辜的“保守派”,然后心安理得地面对“新时代”。
但是,有时导致的结果是越遮盖越张扬,污点往往越描越 黑。尾巴在他没有意识到的时候露了出来。对此,张育杭先生疑惑不解地追问说:“按照并不复杂的经验提示和逻辑思路,早在文革初期就已经对‘造反’之类‘心 灰意懒’,‘赶不上潮流’的余先生,何以到了文革后期竟然突变为‘笔锋犀利’且十分活跃的‘大批判’写作者和‘潮流’中人呢?”(张育杭《灵魂拷问链条的 一个重要缺环》,《四川文学》1999年第10期。)
巧言令色的余秋雨先生如何回答呢?
我与张育杭先生一样,都在翘首以盼。
原文发表于2000年10月1日

《余秋雨经历不完全调查》有1个想法

  1. Well, anthony, in that case you’d like to try Walter Vos’ , which requires you to do just that: insert a tag to display the images.EasyPermGals just adds them automatically. A &#hw02;s2itc8” to toggle would be a neat thing. Let me think about it. Ideally it should be a checkbox in the regular write post/page area to set thumbnails yes/no.BTW: Walter contacted me regarding WP 2.5 compatibility. If the downloaded version does not work, contact him directly. There’s a change in the thumbnail feature in WordPress 2.5 which requires our plugin to check if it’s an old or a new thumbn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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